书名：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从莫奈到毕加索 作者：陈传席 出版者：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17年8月
陈华文 周璇
西方绘画注重科学原理，中国绘画则讲究哲学精神。西方绘画就是写形，供眼睛享受，后来强调视觉冲击力；而中国画重在“写心”“写情”“写趣”“畅神”。
人们常常谈到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都会指向“四大发明”。其实，还远远不止这些。中国艺术及其精神，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世界艺术的发展。《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从莫奈到毕加索》这本书，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本书作者陈传席现为美术理论与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先后出版的《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中国绘画美学史》《中国绘画理论史》，在学界影响深远。近年来，他围绕中国书画的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东西方艺术的交融互动等系列问题，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场合，发表见解。针对中国艺术对世界的影响这个议题，他将其中的部分篇章进行筛选，汇编成本书。
在当今中国传统艺术生命力遭受质疑的现实面前，陈传席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前景表现出乐观的态度。这种乐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喊喊口号，而是用严谨的学术态度，通过诸多实证进行论述。通常的艺术语境中，人们讨论西方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而翻转过来讨论的，除了本书之外，其他系统性的论著十分稀少。中国艺术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涵盖了中国书画、文学、戏曲、音乐、建筑、园林、陶瓷等领域。陈传席教授在书中并没有泛泛而谈，主要围绕绘画领域，针对西方19世纪以来近现代画家进行个案分析。
全书主要由“中国书画在世界艺术中的地位”和“杂论”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重点内容，将中国书画置于世界的坐标之中进行理性论证，第二部分通过中西绘画比较等内容，引领人们加深对第一部分论述的理解。传统西洋油画以面表现物象，而中国绘画以线表现物象，空中的云、河中的水、本来无线，但画家在描绘时也都用线条表现。近现代西方画家的作品凡有新意者，大多改面为线而从事创作，这均是学习中国书画带来的结果。
书中，首先以毕加索的画作为例。毕加索早期的绘画以写实为主，但是后来，绘画风格由具象化为抽象，实现了从画“形”到画“意”的转变，这和中国画长期以来所倡导的价值追求颇为类似。毕加索曾临摹中国画5大册共200多幅，尽管他不用毛笔作画，但是已经领略了中国画的线条之美，画作由原来的“面”造型转为线条造型，且笔法也是写意的。而用线条作为绘画的语言，这也是中国画区别其他绘画的显著标志。从他的名作《阿维农少女》《格尔尼卡》《庭院中的女人》等不难看出，他热衷用线条作画。
1956年盛夏，张大千和毕加索在法国会面，毕加索向张大千讨教画竹的方法以及毛笔的使用技巧。本书中一幅毕加索使用毛笔作画的照片，他看上去格外专注。事实上，他用毛笔画出的水墨人物，有着浓浓的中国味。毕加索晚年尤其倾慕中国书画，他说过：“我最不懂的，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学艺术。”“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的艺术。”由此可见，中国艺术在毕加索心中有多么重的分量。
梵高、马蒂斯、莫奈在早期和毕加索一样，都是以古典写实技法为主，如果按照这种传统画下去，他们可能早就淹没在茫茫艺海。他们之所以后来声名远扬，在陈传席看来，无不从中国艺术中汲取了营养。从梵高的名作《松林夕照》《开花的果树》《三个饮酒者》、马蒂斯的《生活的欢乐》《舞蹈》《休息的舞者》、莫奈的《睡莲》系列等可以发现：就画面而言，共同特征是用线造型、色彩平涂，对物象真实的描绘退居其次，更注重画家个人情绪的表达，写意风格尤为明显。也许有人会问，他们不是从日本“浮世绘”中获得了灵感吗？不错，梵高还认真临摹过“浮世绘”作品。
“浮世绘”是日本的风俗画、版画，兴起于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是典型的花街柳巷艺术，主要描绘人们日常生活、风景和演剧。而“浮世绘”的画法，其精髓来自中国盛唐文化以及明代画家陈洪绶和萧云从的作品。哪怕是别人临摹的陈洪绶人物画，传到日本后也备受追捧。日本在中国书画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衍生出独有的“浮世绘”。尽管如此，陈洪绶作品中的墨线的高古、细圆的功力，“浮世绘”是学不来的。再则，日本文字与书法，也直接脱胎于中国书法，并衍生一套修身养性的书道。西方著名艺术家中，除了上述四人的绘画作品深受东方艺术的影响，惠斯勒、德加、劳特累克、高更、克里木特等艺术家也从中受益。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以写实为主要特质的西方绘画艺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陷入迷惘之中时，是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艺术思想，使得西方艺术在现代主义之路上得到重生。
西方绘画注重科学原理，中国绘画则讲究哲学精神。西方绘画就是写形，供眼睛享受，后来强调视觉冲击力；而中国画重在“写心”“写情”“写趣”“畅神”。在中国绘画理论视域中，绘画不推崇描绘对象的真实与否，认为“目”就是“陋目”，而要画其“道”，不仅仅是指画见到的东西，还要画见不到的和那些想象的东西。西方画家们仅在近一百年时间里，才领会其中的奥妙，而中国的画家们，一千多年前在创作中已经自觉践行这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