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45窟南壁观音经变之“观音救海难图”。
▲日本遣唐使交流协会实业委员会赠送扬州鉴真纪念馆的遣唐使船模型。二平 摄
梁二平
大约是2010年，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推动者郑明先生（今年3月在北京病逝），曾组织过一个出版工程，编撰《中国海船图谱》，知道我研究古海图就约我参与编撰。虽然，中国古船史专家称，古代中国造船曾有三个高峰，一是秦汉，二是唐宋，三是明朝。一眼望过去，高峰迭起，但船图皆无。至少唐之前，一点影子都没留下。唐代，或许还能挖出星星点点的线索。
据我个人研究，中国古代沉船出土，或出水，有过两个高峰，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半个多世纪发掘的古代沉船，数量可谓不少，先后发现和发掘了50余艘古船。其中，1960年，江苏扬州施桥镇船闸工地出土了一条唐代木帆船；1973年，江苏如皋又出土了一条唐代木帆船。两条古船出土于江尾海头，考古专家将其认定为唐代海船。遗憾的是这两条唐代海船，船体完全腐烂，无法修复。
考古发掘仅理出一点唐代造船的线索：扬州出土的海船，采用了斜穿铁钉的平接技术；如皋出土的海船，采用垂穿铁钉的搭接技术；两条海船，皆建有多个隔舱。专家指出：这种由底部和两舷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横梁环围而构成的水密舱，船中部以前的舱壁都安装在肋骨之前，中部以后的舱壁就装在肋骨之后。这种安排方法可防止舱壁移动，使船舷与舱壁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加固了船体的横向强度。这样船就有可能多设船桅，更能适应海上风浪。但这两条船，是不是海上贸易的商船，还没有什么出土的东西可以证明。1973年宁波还曾出土过一艘唐代海船，船上载有700件瓷器，有的上面留有款识唐文“大中二年”，即公元848年，这或许是一艘海上贸易船，但船已烂得不成样子，无法认清其形制与规格。
唐代文献中倒是有唐代海船的记载，喀什僧侣慧琳的佛学著作《一切经音义》中，曾记有一种叫“苍舶”的海船，其船“长达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这个说法，显然夸张。二十丈，相当于66米长。至少，到了明代才有造这样大船的可能。此间，西域文献，也有大唐海船的记载。据9世纪的阿拉伯商人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亦称《苏来曼东游记》）记录：大唐的商船很大，在过阿曼暗礁群时，是无法通过的，只有小船才能通过。另外，还记录了，大唐的商船交税，也比其他船只交得多。这似在说明中国船运载量很大。
这些历史记述，虽然都来自唐代，但不是信息夸张，就是不够具体，让人无法推测出唐代海船的基本轮廓。我想唐代的图像库——敦煌，应有这方面的描绘。于是，求助好友敦煌学博士刘波，请教敦煌哪个窟有船画，她推荐我去读其大师兄马德博士的大作《敦煌石窟全集26：交通画卷》。此卷果然有北周至隋唐一百多幅小舟大船的勾画。但这些画，大多表现的是佛经故事，并非真正的写实作品。
比如，第217窟东壁的盛唐壁画“观音救海难图”。画中的楼船都游船，没有一艘是真正的海船。不过，这些船画还是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舟船基体形象，描绘了桨、橹、棹、廊和帆、桅、缆等舟船细节，说明画师们对舟船知识有一定了解。
敦煌壁画中，真正中外闻名的海船画是第45窟南壁观音经变中的“观音救海难图”（它的上方，就是著名的反映丝路艰险的“胡商遇盗图”）：画面中，我最关注的桅与帆，此船一桅一帆。据研究者马德博士称，此桅杆顶部清楚地画出五级挂帆扣，以示该船可根据风力随时调整速度，这在敦煌石窟所有舟船图像中是绝无仅有的。画上还绘有船夫们的操作台——廊，船夫正在舷板上操作。在船的尾部，有一船夫把棹，掌握航向，此棹有舵的作用，但只能在江河湖泊中使用，无法在大海中控制转向。画上叙事，主要是一群撑篙、摇橹的船夫在与海上妖魔搏斗，当然天上有观音护佑。
据马德博士研究，七百年间敦煌壁画中的舟船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似乎可以作为一部舟船史来读。壁画中渐次出现大木板船、帆船和各类楼船、庐船等，这些大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中国的造船和用船水平。
唐代出洋的海船，东海方面，基本上是古浙船，南海方面，基本上是古福船。但这只能是推测，因为，我们现在找不到任何一幅真正的唐代海船画，所以，这幅画是目前唯一存世的唐代“准海船画”，虽然是经变之图，但价值也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