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也在中国

▲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

▲敦煌254窟《舍身伺虎图》。

　　近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来到深圳做了一场讲座，用图像讲述《大美敦煌》，引领大家从敦煌早、中、晚三个时期，横跨一千年，穿越十个朝代，透过敦煌讲不同朝代的文化史、美术史、宗教史、服装史。既讲技法、流派、艺术，又讲背后的风俗人情世态。

　　讲座结束后，侯黎明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的专访。

　　三代院长接力建立敦煌学

　　侯黎明1982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1985年由延安地区文化馆调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一眨眼，他在敦煌呆了33年，除了临摹敦煌壁画，参与国内外敦煌艺术展的策划、设计，他还是敦煌岩彩画的创始人，敦煌文化艺术推广弘扬的践行者。

　　侯黎明说，所谓的“敦煌学在国外”是从藏经洞的宝物流失开始的。

　　1906年，敦煌王圆箓道士发现藏经洞，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将大量经卷帛画及几十捆汉藏文写卷用极便宜的价格买走。两年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接踵而至，精选了6000余张经卷及200余件艺术品。接下来登场的是俄罗斯的奥登堡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敦煌宝藏从此流失海外。得到资料的外国学者得研究之便，敦煌研究成果率先由外国学者发表，由此引发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侯黎明认为，这句话流传甚广，的确戳中了中国学者的痛处。问题是除了文献、文物流失，早期的中国学者和专家面对敦煌壁画，也是一片空白。

　　1987年是敦煌发展史上关键的两个节点：一是在敦煌举办的“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学界打了一个翻身仗，把敦煌学研究的主动权抓到了自己手里，证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二是1987年12月，敦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侯黎明说，敦煌学者最大的成绩是花了70年时间把敦煌壁画从无字天书，变成了敦煌学大辞典。上世纪40年代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候，面对敦煌壁画和雕塑，内容完全不知道。敦煌的研究人员通过努力，也参照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才慢慢把敦煌洞窟壁画内的东西搞清楚，到现在可以说如数家珍。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留法归来的油画家常书鸿任首任所长，开启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的漫长坎坷之路。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樊锦诗，三代敦煌研究院院长接力，经过70多年的努力，把一穷二白的敦煌学慢慢建立起来。

　　1987年在敦煌举行的“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将敦煌从中国学术的伤心之地，变成为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聚集和发表地。会议吸引国内外160余位学者来到莫高窟，几乎聚集齐了国际敦煌学术研究的学者，可以说是敦煌学研究领域人数最完整的一次会议。会议的成果就是大量的研究文章发表，中国敦煌研究学者攒多年的文章这次集中亮相，从此奠定了敦煌研究院在敦煌学界的地位，中国学界终于把敦煌研究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手里，“敦煌学在国外”的阴霾自此一扫而空。

　　敦煌艺术史研究需要新方法

　　侯黎明认为，敦煌藏经洞文献研究已经进入深度研究阶段，流失海外的文献因为英国图书馆倡议全球敦煌数字化资料的公开分享，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对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研究，敦煌艺术史的书写，仍然有许多空白有待进行更加系统化的探究。常书鸿和段文杰先生在艺术研究方面打头搭了框架，后来有一些研究者面对壁画只是用文字来表述，没有触及佛教美术的视觉本体，缺乏独立见解，抄来抄去，其实都是抄老先生的说法，研究方法不太对头。

　　侯黎明说，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支持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来敦煌的年轻人吴霜秦，用图像解构分析的方法研究莫高窟第254窟的《舍身伺虎图》，她运用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的分析方法，透过叠加的空间和时间的穿越，展现出一个非常具有现代绘画理念的图像表现，这幅作品的构图就像斗拱一样，环环相套，缺一不可。随后年轻人陈海涛、陈琦也通过这个课题研究，从内容上突破，他们发现佛经里好多经文在这幅画中都有对应的形象表现，画面上的佛经内容一一被破解出来，这幅画一下子丰满起来。侯黎明说，以前我们习惯用文字解释图画，现在换一种思路和方法，用图像学的方式分析画面的构成、解析内容，三位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顿时焕然一新。

　　“254窟的画家也许是一位来自西域的画家，在那个时代他肯定是水平相当高超的世界级画家，但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侯黎明认为，唐代壁画最多最好的就在敦煌，唐代绘画的主流是壁画，代表唐代绘画最高水准的也是壁画，不是绢画。唐代佛教艺术中最主要的是壁画中的经变画。所以讲唐代的美术史，首先要讲代表唐代恢弘气象的巨幅经变画，不单是讲把玩在手中的《簪花仕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