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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金融家·封面人物 | 光大奇迹和老唐之道

当代金融家·封面人物 | 光大奇迹和老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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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唐双宁打造出的不只是一个数字光大,更是一个文化光大,光大集团的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本次采访中,唐双宁还是那句话,“与其说我是船长,不如说我是‘蒜柱’。一头大蒜,最没用的是蒜柱,没有食用价值;最有用的也是蒜柱,有它,蒜瓣才能抱团向上长。”

唐双宁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07年12月,本刊刊发了一篇文章《新船长——老唐》。那一年,是刚刚完成角色转换、从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到光大集团任董事长的唐双宁履新伊始。其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艘锈迹斑斑的大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光大集团已长期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光大已经“没救”,“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谁派去光大,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唐双宁临危受命,被派到船头,直面风口浪尖。部分社会舆论认为,光大“尚有一线希望”,部分舆论则不以为然,认为一样会“横着出去”。七年后的2014年,光大完成改革重组;八年后的2015年,光大跻身世界500强;十年后的今天,光大的总资产达到4.5万亿,相当于当年的七个光大;净资产是3800亿(当年是负数),年实现利润500多亿元(当时是累计亏损);同时,成为拥有金融全牌照及诸多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业务走向世界各地,不但改变了数字,更改变了社会地位,改变了光大人的“精气神”。

在这期间,世界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光大经历过“钱荒”、“乌龙指”⋯⋯ 在这样的基础、这样的环境下,“光大奇迹”是如何出现的?带着好奇,记者到光大进行了十年后的再次采访。

同上次采访一样,唐双宁不愿多提及光大本身的曲折故事,较之“形而下”,他更乐意谈“形而上”。他讲了一通十年中自己提炼的“理论”,从第一次在内部会议讲“难易转化论”,到后来的“中药调理论”,一直到最后的“度道关系论”⋯⋯ 他认为,光大也好,处理其他任何事情也好,都要把握好“度”,悟好其中的“道”,“度是道的数量界限”,“道是度的质的升华”,“度的自觉就是道”⋯⋯ 在记者看来,“金子总要闪光”,他的很多在实践中提炼的理论,历史肯定会将其记住。

至于在对其他人的采访中,大家认为,唐双宁十年打造出的不只是一个数字光大,更是一个文化光大,光大的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自1982年从财经院校毕业,唐双宁就没有离开过金融系统,从基层到总行,从商业银行到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到综合性金融集团,金融业务可以说对他不在话下,但在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不是折服他的业务能力,而是共同认为他“善谋大事”、“宽以待人”、“善于驭人”⋯⋯ 十年中,光大的领导班子人员出出进进,但从组织部门到普通群众,众口一词地认为光大的班子“团结”、“互相补台”,员工“心情舒畅”、有“光荣感”、“归属感”。大家认为,数字反映了“外伤”的治愈,是治标,而这些则是“内伤”的治愈,是治了本。“治外伤易,治内伤难”,这是采访中大家普遍的看法。这样的内容也反映在唐双宁的一系列讲话、文章中。而最经典的是他写于七年前的《我思故我在》,这篇充满哲理、对人有现实意义的文章,记者建议大家不妨找来看一看。

这次采访中他还是那句话,“与其说我是船长,不如说我是‘蒜柱’。一头大蒜,最没用的是蒜柱,没有食用价值;最有用的也是蒜柱,有它,蒜瓣才能抱团向上长。”

闲言少叙,还是开始我们的访谈。

光大漫漫十年改革长征路

《当代金融家》记者: 为了厘清这十年,还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刚来光大时的情况。因为十年了,很多人不清楚,很多人忘记了,不知道当时“新船长”的困境,就没法理解“老船长”是怎么炼成的。

唐双宁: 真没啥说的也不愿说,因为放到历史长河中,十年算得了什么?老实说,我现在常常在考虑自己未来“三十年”。当然,身不由己,顺其自然,但我还是想“放下”这个“包袱”,开启一个“新我”。不过既已答应你的采访,我也配合一下。你说我是船长,我说最重要的是船长,最没用的也是船长,因为船长不干具体事,事都是大家干的,所以光大这艘船走到今天没谁都不行。如果硬要我说,我只能说当年我来光大并非所愿,是中央的决定,我只能服从。为什么“并非所愿”?因为当时光大确实是资不抵债、财务亏损、市场萎缩、工资靠借、人心已散,市场形象很差,实际上已经破产。我上任第二个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70周年校庆,我碰见原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他说,“老唐,你们怎么搞的?你们与中信差不多同时成立,人家怎么搞得那么好?你们怎么搞得那么差?”当时在场的高级官员一大群,弄得我很尴尬。我只好自我调侃说,“陈主席呀,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嘛!一句话叫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信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人家对人类的贡献,告诉后人螃蟹可以吃;还有一句话叫第一个吃蜘蛛的人,我们就是第一个吃蜘蛛的人,这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呀,告诉后人蜘蛛不能吃。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我当时领的是搞好的任务,揣的是分拆的药方,方子不能改,能不能治好就看你的本事了。所以社会上才说“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当时工、农、中、建等各家银行没有我们不欠债的,天天发愁的就是如何还债、躲债,如何给大家开工资;那个时候亏损工资开不出来,到年底我只好派人提个旅行袋到香港借点钱给员工开工资。我像个生产队队长年底分红一样,一个人发一个信封,就算一年的薪酬了。这样一直持续了两年。光大银行也是长期出不了报表,累计亏损,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汇金公司注资时要求老股东缩股,更何况还没有提足拨备。当时市场萎缩、人心涣散,人们已经纷纷打主意跳槽,不像现在都找上门来想往里进。当时一些企业也来谈兼并光大的条件,当然很苛刻,心情很不爽,不像现在我们去兼并别人,心情太不一样了。所以去年我得了一个“最佳并购终身成就奖”,我还真觉得挺坦然。

图为光大十年改革重组大事记

我们这代人都熟读过《论持久战》,当时这个情况下我就意识到要“持久战”。我也是熟读历史的人,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靠的是“黄老之学”,当时我也意识到光大要靠“黄老之学”。我提出了“三不得”的思路,就是“心态急不得等不得,速度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条件不具备就是急不得,条件有了就是等不得。当然条件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我们去创造条件。当时从战略上考虑光大的事就是要分成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来解决。战略退却就是按国务院批的“方案”让出股权,先活下来;战略相持就是卧薪尝胆、搞好自己;战略反攻就是自己搞好了再拿回股权。那么在这个战略相持中,光大先后成立实业集团、资管公司、证券A股上市、H股上市、保险控股权回归、银行A股上市、H股上市、收购信托、在港企业实业企业稳定发展、集团重新挂牌⋯⋯到今天,光大已经成为机构超千家、员工7万人,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管、基金、租赁、投行、期货等金融全牌照以及环保、新能源、房地产、航空、文化产业及高科技等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从当年险些被并购,到今日可左顾亚太,右指欧美,去他人并购市场上玩水了⋯⋯

图为中国光大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我想多说一句,社会上常把光大集团等同于光大银行,当然光大银行是光大集团最大的子公司,但社会上许多人不知道光大是金融全牌照,更不了解光大的实业业务。这十年,光大在实业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环保业务,现在我们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秸秆处理、工业危废物处理、环保厕所等领域有法人环保项目300多个,分布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其中垃圾处理质量超欧盟标准,水平世界第一,年处理能力近2000万吨,现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卡万塔,明年即可超越,处理量相当于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的垃圾总量,约占全国垃圾总量的1/7;垃圾发电年70亿度,可供200万个家庭用电;污水年处理20多亿立方米,世界第四;秸秆年处理800万吨,世界第三;工业危废物年处理规模60万吨,世界第三;而且自主掌握关键技术,自行进行设备制造,有3家环保上市公司,打进亚洲和欧洲市场,环保产业年利润30亿。这方面的业绩过去我还不大托底,不敢往外讲,直到环保部长向我证实了,我才敢对外讲。

[责任编辑:朱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