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闻网讯为提升深圳银行业对当前金融环境和金融政策的认识水平，8月10日下午，深圳市银行业协会和罗湖区投资推广局共同邀请了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前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副行长，前中信银行行长、中信集团监事长朱小黄博士进行题为《结构调整与风险承担》的讲座。深圳市银行业协会秘书长陈显忠、罗湖区投资推广局副局长张毅等领导参加此次讲座，讲座吸引了来自我市各银行金融机构百余人参加。
深圳市银行业协会陈显忠秘书长致开场词。他表示了对朱博士的欢迎，并强调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当前金融形势下，银行业信用风险管控的难度与复杂性不断上升，各家银行应着力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危机的底线。
整场讲座以“回顾十八大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为开端，朱小黄认为本轮结构调整大刀阔斧、抓住了要害，“三去一补”、尤其是去杠杆卓有成效，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总体上应该是稳中向好的，然而一些指向性数据也让人担忧。一方面，上半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全部减速：社消、固投疲软，低于预期或去年同期水平，贸易形势也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并不是一个好的经济现象。此外，本轮调整中先是紧缩政策主导，然而央行近期多次降准及MLF操作又有全面宽松趋势的迹象。
朱小黄博士认为，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上，“货币放水易，忍痛减税难”。在本轮调整过程中，出现了若干认知误区，导致了经过六年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整体经济状况还没有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主要的认知误区包括：经济结构调整所释放的风险承担问题、调控措施时空错配问题、政策与市场衔接问题、以及去杠杆与债转股问题。归根结底，这些认知误区和举措失当来源于对经济规律缺乏认知和尊重，以及缺乏正确的风险观念。
紧接着，朱博士介绍了拐点和风险理论及近期研究成果。朱博士强调，有大量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计算找到其发展阶段变化的“拐点”，从而指导市场和市场策略的方向。在拐点经济学的研究中，计算拐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只有通过科学的计算，才能够真正识别拐点，从而提升自身对于风险的观测和判断能力。目前朱小黄博士团队关于拐点经济学的应用和研究已经覆盖系统性风险、债务、实体经济/虚拟经济黄金比例、公平指数、城市发展规模和贫困救济等领域。《蒙格斯报告》是团队宏观经济拐点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蒙格斯是动物“獴”的英文（Mongoose）音译；“獴”主要以蛇鼠为食，生性警惕，日常活动中总会留下一只獴充当“哨兵”，一旦有危险情况出现，“哨兵”便发出特殊的叫声来提醒所有同伴，以此预警。经济生活中同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经济现象都有从良性到恶性的发展过程，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研究成果系列报告以“蒙格斯”命名，意在提醒政府、企业、个人对潜在的风险予以充分警醒，并采取适当行动。
接下来，朱博士具体讲解了本轮结构调整中的认知误区和举措失当。首先，朱博士讨论了经济结构调整所释放的风险承担问题。朱博士的观点是：经济结构调整是一种周期性的经济现象和治理规律，而且任何经济调整都是以风险承担为代价的。没有承担的机制就无法实现调整成本的分摊与消化，调整也是无法真正成功的，或者会付出高昂的成本。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对长期快速增长所积累的风险的释放，这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某种意义上就是实现风险的释放、转移、分摊和消化的过程。其核心是要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这就要求延长风险释放的时间窗口和切实落实风险承担问题。
朱博士强调：结构调整过程中释放的风险不能被消灭，就必须要被不同的经济单元承担。由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有资本的经济地位，它应该承担经济结构调整相当大部分的风险。然而实际上，政府承担的风险实质上在减少，这就必然导致更多的风险被转嫁到企业和居民部门身上，从而抑制了实体经济活力和居民消费意愿，最终达不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
其次，朱博士认为本轮政策调整中存在调控措施时空错配问题。调控政策在时间与空间的搭配上应发挥不同的作用，不应把调控目标口号化，措施同质化。当前，监管功能在时空上一致发力，结果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紧缩，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同时从严，中央与地方同时启动去杠杆，使得各种政策与监管措施失去了配套调度和有效协调机制。
朱博士强调，当下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政府应积极减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与此同时还应限制地方负债、增加中央负债。
再次，政策与市场衔接不良也是本轮调整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政策措施通常存在这样的悖论：企图规范市场行为反而干预了市场。其实质在于政策措施与市场之间缺乏衔接，也缺乏打通政策与市场之间的有效桥梁。朱博士认为，科学的监管是划定边界，制定底线，使这个边界和底线框架内的各种交易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状态，才能够使监管与市场之间建立合理的互动关系，才能处理好政策与市场的衔接问题。完全寄托于金融交易行为的“严监管”和动机的道德谴责，并不符合市场监管的科学原理。目前这种以“行为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应该向结构和边界监管模式转型，在结构和边界框架内，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