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深圳实践述评之一
编者按
党的十六大以来，深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各行各业创出了新业绩。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本报今起推出“科学发展十年 深圳精彩印证”系列报道特稿，展示深圳近十年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坚持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以及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方面的新进展、新经验。敬请垂注。
不久前，中集集团迎来投产30周年，忙碌的总经理麦伯良却仍然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德国汉诺威车展，因为同一时间，新研发的半挂运输车第一次亮相车展中央馆。
“这体现了产品的江湖地位。”集装箱曾是中集集团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占世界一半市场，而现在半挂运输车、登机桥、海洋工程等正成为附加值更高的支撑。“不断转型升级，我们由此形成了优化的产业结构和质量。”
与深圳经济特区几乎同岁的这家世界级企业，一直没有离开创始和发展之地蛇口。它像一朵浪花，见证着深圳产业由“制造”迈向“智造”、“创造”，见证着深圳从速度时代迈向质量时代，见证着深圳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的历史性进程。
象征中国，面向未来。从海洋回望这块陆地，一份转变中的答卷清晰可见。
答卷一：“转向”如何决定“方向”
摆放在中国平安集团总部大厦的一组青铜像，暗喻着一座年轻城市东西相融、充分开放的气质。
“左边的是孔夫子，右边则是爱因斯坦。” 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说。中国优势，全球布局，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战略思维，更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进入第二个30年发展周期的深圳，率先一步面临发展瓶颈和困惑，率先一步在全球范围思考着转变的路径和方向。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如何继续保持较高的效益、产业继续获得较高的利润，这是发展模式的使命。怎么办？
部分制造业迁移，现代服务业和高端产业不能集聚，城市未来发展依靠什么，会否产业空心化，这是发展结构的压力。怎么办？
基本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可能面临日本高收入低通胀的“滞胀”门槛，这是发展阶段的挑战。怎么办？
美国《时代》周刊刊载迈克尔·舒曼文章称：深圳今天面对的转型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也将会遇到。
解答好三个怎么办，才能不负争当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使命！
怎么看，决定怎么办。
以指导思想为横轴，可以看到中央和广东省对转变的期待。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重要讲话，鼓励深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自主创新是根本，培养人才是关键。温家宝总理提出要“用创新赢得尊严”。一区四市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春风已度。
以发展时间为纵轴，还可以清晰看到一条转向的曲线：从2000年第三次党代会到2010年第五次党代会，从深圳速度到深圳效益，再到深圳质量，深圳决策层不断探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使命。2010年第五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指出：未来5年深圳不仅换“赛道”，而且“换挡”。今年初，提出实现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怎么办，决定怎么样。
高新区深圳湾区，中国单位面积产出最高的一块土地，中兴通讯大楼耸立其间。侯为贵，这位通信领域的领军人物讲述了一数组字，国际化战略实施10年来，在全球建有18个研发机构，上百家生产和物流基地，海外收入占超千亿元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大家担心转移出现产业空心化，我们的答案是，不会！因为深圳形成了强大的创新能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是答案。
三洋厂区，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先后有近百家不同性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见证了蛇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的历史。产业转型大潮中，三洋厂区又一次屹立潮头。蛇口工业区总经理杨天平说，“2008年5月南海意库一期正式开园时遭遇金融风暴，仍有超过60多家建筑景观设计、工业设计、服装设计类创意机构进驻，当年底园区即实现了满员入驻，目前创意企业达到150家。”三洋到南海，厂区到意库，老树绽发新枝。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是答案。
宝龙工业区，曾经的荒芜地，位于龙岗区龙岗街道办，如今转移和汇聚了一批微电子、新能源车和智能手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深爱公司总经理寻培珏一边带着记者参观实验室，一边讲述10年来的搬迁之路。“2003年4月把厂房从八卦岭迁来，今年6月所有15个部门全部迁毕。”
事实证明技术和空间升级的正确。这家不断改制的企业，年销售额从10年前的1亿元不断上升到现在的6亿多，芯片产品远销意大利和印度。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升级更是答案。
“20多年前，有人把深圳的城市战略称为‘爬锅底’，经济学家则称之为‘微笑曲线’。从发展的效果看，深圳做到了。”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这样评价。
这是一条优美的质量曲线——统计表明，2011年深圳GDP突破1.1万亿元，人均GDP1.7万美元，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1万亿元，其中60%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经济增长益发依靠创新驱动。同时，万元GDP能耗和水耗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答卷二：“转体”如何形成“主体”
发生在香港中环的一幕场景，注解着深圳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和创造活力。
比亚迪董秘李黔说，他与王传福在香港开会，午饭后在中环逛车行。看着看着，身为上市公司董事长的王传福竟趴到地上，钻到车下，研究起汽车结构，让销售人员大惊失色。
“伦敦奥运，深圳产生了跳水冠军何姿，跳水转体难度越高，得分越高，深圳发展何尝不是如此？这里的转体动作有一个宏大的名字：市场化改革。”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建平感受良多。
这家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的“国家队”，扎根深圳仅3年就跃居广东科研院所专利申请首位，初具世界一流工研院格局。他告诉记者，是否“国家队”，不是单靠文件定义的，而是在好的环境下，干出来的。
深圳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企业组织和个人创业的活力！对此，深圳高新区最有发言权。通过用人制度的改革，最早形成了人才自由流动的机制；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创新、创造的活力；通过要素市场的改革，创新企业得以按照市场规律便捷地配置创新资源；通过投融资制度的改革，形成了相对完善资金链等。
市科技创新委副主任邱萱向记者罗列了一组数据，截至6月底，这里不仅培育了7家超百亿元的世界知名企业、81家上市公司，每万人年度专利和发明专利申请量高居国家高新区首位，园区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台湾新竹工业区，成为深圳最重要的创新容器之一。
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深圳的国企感同身受。
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说，深创投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成为中国创投行业的领头羊，关键就在于走了一条市场化运作的道路。“成立之初，政府采取了对企业经营不干涉的政策，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化靠拢，不塞人、不塞项目，给了我们充分的市场化运作空间。”
“经济特区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市场在市场的轨道上，政府在政府的轨道上，各自发挥应有作用，才有最佳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效应，深圳做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说，不断丰富的市场经济体系，价值规律普遍地发挥作用，竞争与创新共存，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
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显然感受到“转体”的活力、常态的价值。他对本报记者说，“每次来深圳，都会强烈地感觉到这里的产业活力和创新精神。”去年，百度把国际运营总部搬到了深圳。离之不足一公里的本土企业腾讯，则起源于13年前的首届高交会，市场竞争中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市值仅次于谷歌，QQ已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即时通信工具。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说，“回想创业的时候，就好像在种一棵果树，关心有没有收成，这个月能不能发出工资。但当我们的果树越来越多，成为一个果园的时候，关注的再也不是单棵收成，你必须要看到，这个地区的气候会怎么变化，会不会发生大面积的病虫灾害。这是一个生态机遇。”
市场化生态，正是深圳中小企业狂欢的乐园。
如果问，深圳培育中小企业上市的措施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宝龙达公司的回答是，足够让一个外地公司把公司总部迁过来。
宝龙达的总部原在内地，2009年完成股改拟上市，须开守法证明，意外的是，深圳分公司只用半个月就完成，内地的总部花了3个月还拿不到。小小一份文书，让宝龙达深深体会到差距，决定推迟上市时间，把总部迁到深圳，再做一次股改，以深圳企业身份冲击资本市场。
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培育上市企业的“比拼”中，深圳连续5年雄踞首位，远远超过第二名的北京。更令人惊喜的是，深圳企业仍在源源不断地为资本市场提供新鲜血液。深圳，俨然成为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摇篮。
也许是一种巧合，在王石两登珠峰期间，万科集团销售总额从2004年的91亿，跃上2010年底的1000亿，6年时间规模增长12倍，千亿万科出现。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四大住宅公司销售高峰时的总和。
游学哈佛大学的王石接受采访时说，“10年发展和攀登，其实是中国、珠三角、深圳等一个时代的缩影，数字和规模的背后，是经济结构和创业氛围的支持，是全社会共同攀登的结果。”
深圳的创业家喜欢探险，华大基因的一位科学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创新生态系统很像热带雨林，系统之所以能保持兴旺，不仅仅靠碳、氧等基本养分，更在于将这些要素有机融合在一起，最有前途的生命形式往往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产生。
“转体”形成的“主体”优势，正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呈现强大生命力。90%的研发人员、研发机构、科研投入、专利生产集中在企业，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导者、组织者和风险承担者，形成了有3万多家创新型企业的集群，其中销售额超千亿的2家，超百亿的13家，超亿元的700多家。
这是高难度、高质量的一跳。
答卷三：“转移”如何实现“位移”
出现在瑞士巴塞尔钟表展1号馆的一个事件，记录着深圳品牌地位的重要突破。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钟表参展，就一直没有跻身代表世界最高水准的1号馆。2011年春季，这一窘况被深圳品牌一扫而光，创造纪录的是飞亚达。
“此前，我们一直在6号馆驻扎，与1号馆仅百米之遥，为了跨越，足足用了11年。” 飞亚达集团董事总经理徐东升动情地说。
诚哉斯言。新千年的前10年，深圳正在艰难而坚定地改变世界产业转移的“表情”。
龙华新区大浪，因为一个美丽产业的集聚而浪漫，这里是深圳服装产业创新基地。不久前，记者参加了“艺之卉”主楼封顶仪式，颇觉意外的是，它竟命名为“艺之卉大学和时尚博物馆”。公司董事长周胜说，这并不意外，深圳服装行业应更名为时尚行业，我们做的不是产品，而是代表中国和东方的文化。
在外贸出口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深圳服装业去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出口近100亿美元。为何？原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认为，深圳的设计师对国外时尚元素反应灵敏，创造力强，东方元素能使其在国际市场形成差异美。
作为优势传统产业的先锋，一批深圳企业敢闯世界，影儿公司在米兰成立设计总部，总监和团队均为世界知名设计师，红珏和玛丝菲尔则把专卖店开到了意大利和新加坡。
世界不仅从一块手表和一件服装解构着刻下的深圳，而且从产业分工规律认知着全新的深圳。
银湖，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静静地存在，但思想奔涌。该院的研究表明，我们正处于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的中心城市。二战后，每隔20年左右全世界产业搬一次家。不同的是，深圳30年前是承接城市，30年后是外溢城市，向外转移的中心城市。深圳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上扮演的角色正发生重大的改变。
“转移”演化“位移”，重要体现是向产业高端迈进，衡量指标之一是总部经济。
深南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不仅装扮着深圳的现代化街景，爆发出的经济能量更为惊人，一幢楼的产出几近一个县市——在发展总部经济高端服务业态上，深圳节节攀升。最新数据显示，已有18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设立了分支机构。与此同时，将总部设在深圳的大型公司接近400家，这一数字与北京、上海不相伯仲，稳居“第一集团军”位置。
“总部是什么？是指挥中心、利润中心、质量中心。” 深圳市移动通信联合会唐瑞金表示，全球手机市场，出自深圳的占四分之一，“全球手机之都”地位的确立，依靠的正是一批具有研发实力、战略眼光和国际整合能力的龙头企业，如华为、中兴、酷派、联想等。围绕总部，形成和带动方案设计公司约700家，整机厂商约3000家，配件供应商4000多家，上下游从业人员超200万，约为深圳人口的七分之一。
在高端延伸的链条上，当然包括金融、物流、创意等总部产业向上的身影。有人说，深圳的创新是无边界的，总在不断创造新的产业，在新的产业寻求倍数的增长。
从区域经济学看，世界产业转移是一种全球竞争，而这一进程中深圳产生了一批代表中国的跨国企业。这种“位移”现象，交出了一份独特的深圳答案。
今年8月初的一份中报，提升着深圳在世界产业版图的海拔，主角是华为。2012年上半年营收1027亿元，按比较口径，“逆市超车”首次超越多年的全球老大爱立信，收获全球“半程冠军”。
从2001年海外收入超过1亿美元，2005年海外合同销售额首次超过国内合同销售额，到今年的标志性突破，华为用了10年。任正非表示，“以前靠着西方公司领路，现在我们也要参与领路，也要像西方公司一样努力地对世界贡献。”
外溢发展，加快“走出去”，深圳不是少数几家企业，而是一个群体，不仅有市场占有率，而且有实体投资，有经济技术合作，不仅开拓新兴市场，而且在发达市场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这是一支配置全面的远征军，突破和改变着既有的产业发展秩序。
从英国伦敦皇家医院、南非NETCARE医院，到法国CHU Nancy医院、波兰Clinical医院……都可以看到迈瑞的产品，该公司2006年9月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去年全年收入达到7亿多美元，58%来自海外。中集集团北美并购项目位于美国中部的印第安纳州MONON小镇，在一个仅有1800人口的小镇上，中集雇员竟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海能达凭一个小小的对讲机，产品销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股神巴菲特“黄金搭档”——查理·芒格先生说：“像比亚迪这样的新能源企业，已经比很多欧美企业做得更好，正在引领世界新能源发展的趋势。”
“位移”的新节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值得期待。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建院4年，被《Nature》评为2010年中国科研机构实力榜第四。光启研究院成立两年，申请专利1700多件，占全球超材料专利的80%。深圳近三年新增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各类创新载体300余家，相当于之前28年存量总和的近两倍。上半年，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21.3%，是GDP增速的两倍多。
“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振兴，离不开自主创新，这是一个公理。”市科协主席周路明如是说。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圳，走在路上，持创新，有尊严。
（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众 吴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