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是跟人打交道的、救死扶伤的职业，不像是对着计算机冷冰冰的，人都是有感情的。——59岁的童晓欣常常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
36年从医的岁月里，童晓欣治疗病人无数。他们很多是老龄患者，走路蹒跚，记忆衰退，嘴巴总是唠叨个不停。曾经在美国行医的她也治疗过不少美国病人，接触了未曾遇见的疾病，甚至试过在病人长达几十分钟的病史口述过程中，没听懂一句话。她的病患“粉丝群”里，还有一小部分是相识多年的“老病患”，“以前是我爸爸治疗，现在是我在治疗”。
光阴在神经内科病房里缓慢地流逝，童晓欣对身上那件白大褂的热爱依然如初。她常常告诉后辈，“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对病人耐心真诚。”这些年，童晓欣也是这样一路走来。
童晓欣耐心解答病人疑问。
不厌其烦地解释
3月22日下午3点10分，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内，人来人往。住院部8楼神经内科医生办公室里，十来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忙里忙外。他们大多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略显疲惫的脸上透着一股挡不住的冲劲儿。
在他们当中，童晓欣明显沉着稳重得多。她是办公室里为数不多的60后，但一头卷曲的短发里鲜有岁月的痕迹。她坐在电脑前，白大褂罩在瘦小的身上，衣摆下露出一对平底蓝色布鞋。童晓欣透过眼镜仔细端详着屏幕上显现的黑白影像，时而给身边的几名规培生讲解病人的检查报告，这也是她作为神经内科科室副主任的一项工作。
“童医生，您能看看我妈妈吗？她不能正常走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说话也越来越不清楚……”一名中年男子一手提着资料袋，一手牵着老人缓慢走进办公室，小心翼翼地向童晓欣提出请求。
童晓欣马上中断与规培生的对话，转身站起，开始打量老人家的走路情况。“走一下给我看看”“回转一下”“转过来往这边走”——她引导着老人，视线一刻也没有从老人身上离开。
童晓欣提议看看对方带来的检查报告，这是老人在湖南一家医院体检的磁共振影像图。她把影像图放在读片灯上，观察分析老人脑部的情况。童晓欣看出了问题所在，她向老人的儿子解释。男子没听懂，童晓欣再重复解释。这一次，她在原来的基础上解释得更深入更具体，还举了个例子，让男子听得明白。
“明天我在门诊，你带老人过来吧。到时候我再帮你妈妈看看。”
“可是没有号了。”
“没事，你们到时候直接过来找我就行。”
听到这里，这名中年男子紧皱的眉头才终于松开，嘴角露出微微笑容。他扶起母亲，向童晓欣点头道谢。
童晓欣的门诊号难挂是公认的事实，用她丈夫朱辉的话说，“她每回看门诊，里里外外都是人。”朱辉曾是北大深圳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有时候下班想找妻子一起回家，都不得不等上好半天。朱辉有着许多外科医生性子急的特点，在看到妻子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向患者重复解释的时候，心疼妻子工作辛苦的他偶尔会有一种想劝妻子改掉这个“毛病”的冲动。但朱辉的提议常会被童晓欣驳回，“她说不行，这是她应该做的。这么多年始终如此。”
熟悉童晓欣的人知道，她对病人的这种耐心是从小养成，这是她父母在她生命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因为“父母就是这么对待病人的。”
父亲的耐心
童晓欣生在医生世家，父母都是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从小，童晓欣随父母住在协和医院的宿舍。那是一栋筒子楼，每家每户一间房，分布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大伙烧菜做饭都在楼梯旁边的公共厨房里，邻里之间大门敞开，交流的机会也因此多了起来，“所以每家谁在读书、谁在学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生活在医院里，父母常常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被“放养”的童晓欣经常晚上随父母到门诊或者急诊坐班，看到包括父母在内的许多医生给患者看病的场景。
童晓欣还记得，在父母从医的那个年代，生活条件艰苦，有农民没钱看病，只好带着几个鸡蛋上医院挂号。童晓欣眼里的父母，从来不问病人的出身背景，只要是来求医的病人，他们都是认真对待，更会包容他们，“有的病人付不起挂号费，爸爸就走出诊室，到走廊上给他们看病，这样也不会破坏了医院的规矩。”
童晓欣曾从一篇采访父亲的新闻报道上读到，在神经内科任职的父亲常遇到唠叨的病人，当助手想打断病人的说话时，父亲却让病人把想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说完。待病人说完后，父亲再慢慢告诉病人，这个病其实并不严重，不必在意。父亲的这般耐心让病人感激不尽，也让童晓欣铭记于心。
“父母回到家不太会说工作上的事情。”童晓欣回忆说，那时候，父母的生活轨迹很简单，在医院时查房、看病，科室随叫随到；下班回到宿舍吃过饭，便在房间里支起一张大方桌，带着她和弟弟读书。那是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摆放两张床铺、一个五屉柜、一个大衣柜后，房间里便没剩下多少空间。但就在这个一家四口蜗居的小房子里，却还专门腾出了一个存放书籍的地方。
在那个年代，医生不仅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也是一个艰苦的职业。童晓欣说，那时医生收入低，父亲还要经常下乡医疗，一走就是好些天见不着面。回忆过程中，童晓欣从桌上拿出一本《中国神经病学专家荟萃》，她熟练地翻到写着“童萼塘”名字的一页，激动地指着上面的照片说，“这是我的爸爸，他在当时做了一件轰动的事情。”
父亲的事迹让童晓欣引以为傲。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湖北、江西、湖南、河南、陕西等10个省市棉产区和粮棉兼作区先后发生一种“怪病”，当地许多青壮年出现肢体无力或瘫痪等现象，在汉川，有段时间还出现没有小孩出生的异常情况。当时武汉医学院组织专家下乡研究，童晓欣的父亲童萼塘作为神经内科专家参与了这场长达10年的调研。他们深入乡村，寻访病人，终于在棉油中发现了致病根源，消灭了这场流行性疾病。
“爸妈就是一辈子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读书。他们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耳濡目染之下，医生这个职业在童晓欣的心里日益根深蒂固。“考大学就没想过学别的，就奔着医疗去的。从初中开始，这个信念一直没变过。”说到这里，童晓欣露出爽朗的笑声。
1978年，童晓欣考上湖北医科大学医疗系（现为武汉大学医学院）。5年后，大学毕业的童晓欣走上与父亲同样的道路，成为一名神经内科医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正式开始了从医生涯。
童晓欣仔细查看患者脑部影像图。
出国行医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国留学热在中国掀起一波“出国潮”。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年人离开家乡，走出国门，顺势开启逐浪弄潮的人生，童晓欣便是
其中之一。那时，童晓欣已是工作了10年的主治医师，也是一个6岁孩子的母亲。跟随丈夫出国学习交流的脚步，1993年12月底，童晓欣抵达了美国哥伦布。
夫妻俩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开展工作，那是一家多学科的州立医疗机构。初到美国，童晓欣只能暂时在外科实验室给丈夫当助手。当时，美国的医疗环境给童晓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就医，不仅要提前预约，有时甚至是提前半年之久；就诊前一晚，有护士提前电话提醒，并做分级诊疗。“之前在武汉工作，一天至少看40个病人。但在美国有规定，一个病人至少要看20分钟，一天下来最多看20个病人左右。”病人数量的大幅减少让童晓欣明显感觉到工作比之前舒适，但这并非她想要的效果。
童晓欣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自学，一年后成功考取美国注册神经电诊断师，重新回到钟爱的神经科临床工作中，“对我来说这是最高兴的事”。
“我的执照号码是2929号，这意味着当时美国只有2000多人拿到这个执照。”用童晓欣的话说，这张执照不仅是在美国开诊所必需的证明，更是在当地行医的一种认可，“在没拿到这个执照之前是别人带我，拿到后我带别人。”
在美国期间，童晓欣感觉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管生活多长时间，英语始终不像中文那么令人熟悉。童晓欣还记得，之前曾遇到一个美国病人，在他说了半天病史之后，她竟然一个字没听懂。有些慌张的童晓欣走出诊室，找到美国同事帮忙。同事询问了病人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病人说的是‘性幻觉’”。
其实，童晓欣在美国还遇到过许多未曾在国内遇到的疾病，“比如在20年前的美国就已经有睡眠监测和睡眠障碍的相关治疗，但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人去关注这类功能性疾病。”
令童晓欣不可思议的是，在美国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却没有一个能准确猜出她的国籍。“他们都猜我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觉得中国人穷，不会有中国人到那个地方工作。”童晓欣能切身感受到，那时候的不少美国民众都瞧不起中国医生。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童晓欣都会自豪地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这声硬气的回答让许多美国民众露出惊讶的神情。
“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童晓欣在美国一待就是将近6年。这6年时间里，童晓欣和丈夫在美国的工作日渐稳定。他们在当地最好的街区租了一间房子，让孩子读上当地最好的学校。即便一切美好，但夫妻俩6年前就在心底埋下的那份学成归国的念想，依然在蠢蠢欲动。“在美国这些年一直都想回来，想法没改变过。”童晓欣坚定地说。
1998年，身在美国的童晓欣和丈夫得知深圳市政府要投资建设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并在海外招聘医学人才，这正是给童晓欣和丈夫打开了一扇回国的大门。但是，在美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让童晓欣和丈夫有些犹豫。
“当时女儿准备升初中，她在美国待了6年，已经完全适应了那边的生活环境，中文已经基本不会说了，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童晓欣说。
丈夫朱辉也坦言，那段时间两人因为回国事情“思想斗争很厉害”。“当时在美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回国后又是从头起步。那时许多同期医生在国内都已经做到了正教授，而我们还是中级职称。”朱辉说，其实当时周围有很多中国同事在动回国的心思，但始终迈不出这一步。
童晓欣和朱辉的这一步迈得着实不易，但也坚定不移。1998年底，童晓欣回国递交申请材料，这是她出国5年来第一次回国，也是她第一次来到深圳。在人民医院工作的大学同学带着她走了一趟深南大道，这一趟让她看到了深圳的飞速发展，让她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也让她和丈夫的回国意志更加坚定。
1999年10月，童晓欣来到北大深圳医院神经内科任职。那时候医院刚刚建起，神经内科仅有3张床位，医生4名。童晓欣与丈夫带着女儿暂住在一间打着上下铺的小房里，由此开启了回国后的从医生涯。
“在美国生活得再好，始终是外人。现在每次回想起来，始终认为这一步是对的，我们从不为这个决定后悔。”对于回国的决定，朱辉毫不犹豫地袒露了心声。而这也是童晓欣给出的答案。
童晓欣说，在回国的时候，身边有不少朋友表示可惜，但她和丈夫并不这么认为。“回到祖国，做主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童晓欣感慨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正是赶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候，祖国在发展，国家的医疗事业也越做越好。而自己也有幸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能与这座年轻城市一起成长，“可以说，这是我们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决定。”
做一名“人民的医生”
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童晓欣所在的神经内科规模逐渐扩大，并在2001年9月成为一个独立病区，截至目前床位增加到80张。逐渐增加的还有童晓欣的病人。“这么多年了，还是有很多病人跟着你。”童晓欣说，不管在何时何地，她总是把包容和耐心当做一名医生重要的素质，“一个医生的水平，不是只看技术有多好，还要有更多的耐心和包容心，多给病人倾述的机会。作为医生来说，沟通与理解也很重要。”
在童晓欣的病人里，有不少是老龄患者。随着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患有老年痴呆症、脑血管疾病等神经内科疾病的病人在与日俱增。2018年2月，童晓欣收治了一位老年患者。老人病情不重，却提出住院要带上老伴一起，这让童晓欣有些纳闷。老人抱歉地说，由于老伴患有老年痴呆，子女在国外读书，她必须把老伴带在身边，以免他独自一人发生意外。了解情况以后，童晓欣内心很受触动，她答应了老人的请求，并让科室妥善安排好患者的床位，便于老人在接受住院治疗的同时也能照顾到患病的老伴。在老人出院的那一天，童晓欣还收到了老人写的感谢信，满心感动。
在童晓欣的病人里，还有一小部分人群让她感到特别亲切，“有差不多10位病人是我父亲的病人。”童晓欣说，有的是经父亲推荐来找她看病，也有的是她在查询病史资料时，突然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当离世已久的父亲的名字出现在眼前，一股暖流涌入她的心底，内心激动不已。
童晓欣还记得父亲去世时的场景。2009年7月，童晓欣的父亲童萼塘因一场意外事故在武汉去世。去世的第二天是他出诊的日子，跟往常一样，诊室内外满是等待就医的病人。得知童萼塘意外去世，很多病人纷纷自发赶来参加追悼会，悼念这位与人为善、救死扶伤的医者。
“当时协和医院来了特别多人，许多都是爸爸曾经看过的病人。当时还有许多人称他是‘人民的医生’，因为他对病人非常好。”童晓欣说，现在偶尔还会碰到父亲的病人，他们也常会念叨起父亲。
像父亲那样做一名“人民的医生”，是童晓欣的目标。但她也时常感叹，在从医天赋和刻苦认真上，自愧不如父母一辈。但父母对待病人的那份耐心和真诚，以及对待医生职业的热爱和享受，在旁人看来都早已成为童晓欣的特质。
“童主任很热爱她的职业，她经常跟我们讲，还是做医生好。在她看来，医生这个职业是很高尚的，为病人解决问题是值得骄傲的工作，所以，她经常跟我们讲要发现工作中的成就感和乐趣。”北大深圳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张国高说。之于这名32岁的小伙，童晓欣亦师亦母。
这也是童晓欣在接受采访反复提起的一番话。她常说，“医生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是跟人打交道的、救死扶伤的职业，不像是对着计算机冷冰冰的，人都是有感情的。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对病人耐心真诚。”从医三十六载，童晓欣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
（记者 陈雯莉/文 金羽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