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疫情是世界性的百年一遇的疫情，对世界经济短期冲击特别大。为了应对疫情，有的国家甚至称将“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政策，涉及到的数额以万亿为单位。国际主流观点则认为这次大流行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恢复时间不可能像大箫条时期那么长。因此，接下来面临的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债务规模现在已经达到186．6万亿，这是全球债务的膨胀。但是因为解决问题需要政府支撑，所以疫情冲击导致广义上的政府杠杆率大幅上升。根据2020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的报告，一季度总杠杆率上升将近10个百分点，而今年一季度的债务扩张环比增幅也就是4．4％。为什么杠杆率攀升是14％左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分母发生了变化，杠杆率的分母就是GDP，也就是说名义GDP出现了大幅下滑，这是导致杠杆率攀升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债务扩张速度没有那么快则有两个原因：第一，债务扩张跟实体面需求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受疫情的影响，债务扩张本身存在难度；第二，相关部门有防风险的意识，正努力做到稳增长和防风险。

而在针对全年杠杆率研究的情景模拟中，债务增速是11．6％，跟过去一致；增长杠杆率上升8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可能会根据疫情发展产生一定变化；估算的总杠杆率会上升18个百分点，也就是全年杠杆率会上升18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是5个百分点，企业5个百分点，政府8个百分点。

在当下讨论杠杆率问题的意义在于以下几点：第一，要控制风险。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讲过“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稳（去）杠杆有利于控制风险。第二，稳（去）杠杆有助于为政策空间未雨绸缪。去杠杆可赢得政策空间，今年一季度企业杠杆上升了9．8个百分点，为161．1％，这个杠杆率只比2017年一季度的160．4％多了1个百分点。第三，投资效率（ICOR），也就是边际资本产出比越高就代表效率越低。企业部门杠杆率和边际资本产出比趋势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过去几年企业部门去杠杆和投资效率的提高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去杠杆非常重要。

由于在疫情冲击下，各国公共部门、政府部门，或者财政政策走向了舞台的中心，由它们来托起疫情下的经济增长，就会带来公共部门杠杆率。公共部门杠杆率的飞速提升，就有可能会带来所有“日本化”的问题，如老龄化、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等。因此，对于公共部门杠杆率的急速攀升要非常警惕。现在全球私人部门杠杆率远远高于公共部门杠杆率，但是中国的公共部门杠杆率则高于私人部门杠杆率40个百分点，这会带来公共部门的效率问题等影响。

公共部门的资本量与公共部门杠杆率直接相关。在中国和日本，公共资本存量占GDP的比重都很高，也就是说公共资本、公共杠杆率在中国和日本的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如何在应对疫情冲击的同时预防高杠杆率带来的风险？

第一，消费极其重要。刺激消费，除常见的各种办法之外，还是可以派发现金，现金券比起消费券没有歧视性，既能缓解低收入群体的压力，也助于国家脱贫攻坚。

第二，对于房地产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长效机制”，也要“收放自如”。

第三，要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民间投资。民间投资的积极参与能够使得风险市场化分担，有利于缓解政府部门的高杠杆，避免风险过度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