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引发广泛社会反响。为什么是深圳？是什么成就了深圳的今天？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议题。
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生命体，每个生命体的成长都有来自外部环境的滋养，也有决定自身生命力的底层基因。城市要永葆青春，持续进化，既需要博采外在的生态空间养分、聚力汇能，也需要激活自身的生命基因密码、自我赋能。
深圳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经历了从“试验田”到“先行示范区”的跃迁，本质上就是不断发掘自身生命力、不断汲取外部营养，变劣势为优势、弃传统优势寻新的突破的一部成长史。
一、基础薄弱下的边缘式崛起
——现代性边缘的突破。1978年，整个中国位处世界现代化的边缘。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整个中国与世界形成隔绝，成为世界现代化主流之外的“它者”，是一种极度边缘的存在。十年的文革浩劫，更使得中国经济内部结构也遭遇极大破坏，恶化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切中要害的伟大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寻求边缘突破的绝地求生之举。改革开放对党和国家来讲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且包含极大的政治风险，稍有不慎，即可能夭折，走上回头路。为降低改革成本、预控政治风险，在整个改革开放格局中开启一批试验性窗口，进行先期探索，成为当时一种科学理性的安排。
——国境线边缘的崛起。当时的深圳一方面受到70年代末“逃港潮”的正面冲击，处于不得不变、不得不改的急迫境地；另一方面，因为地处国境边陲，也具备试错成本较低的重要特征。所以，当年的深圳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运儿，而是在边缘+边陲的窘迫与薄弱条件下，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走向历史前台的。中央政策犹如“点火机制”唤醒了深圳和深圳的创业者们。落后平庸的历史、基础薄弱的现实——这些显见的劣势也因此转换为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深圳能够没有历史包袱、没有得失计较地果断开启新航向；另一方面，也让深圳虽地处边陲而志存高远，能更加珍视并积极善用中央赋予的特区试验权，展现出爆发性的创造力。
所以，回到历史的原点，能够发现深圳特区并无注定成功的必然优势，其可贵之处在于志远而无惧地偏，将改革推进成本降到最低、将地方创造性发挥到极致，才最大释放了中央经济特区建设的伟大政策红利。
二、资源短缺下的补偿式发展
——创造“深圳速度”。深圳地域面积狭小、资源极度短缺。经济特区建设，国家主要提供政策支持，而无实质的物质倾斜。“一夜城”、“三天一层楼”等神话在深圳人口中代代相传，而这正是经济特区建设初期，深圳为了改变基础设施差、招商难度大的现实困境，而倒逼出来的以高效率补偿低起点的做法。与时间赛跑，迅速找到增长点，让深圳很大程度补偿了先天基础的不足。
——专注“内联外引”。原生资源匮乏的劣势，反过来激发了深圳人在改革创新道路上破釜沉舟的决断和勇气，以后天的敢闯敢试弥补了先天的资源约束，获得了一种补偿式的发展。比如，发展“三来一补”，利用外部资金、技术和原材料，搞来料加工，实现内部纾困。比如，引进“三资企业”，利用国内外供给需求的不对称，实现产品与市场、资本与劳工的优势互补。比如，建立外汇调剂中心，为对外贸易提供服务便利等。通过内联外引的一步步推进，终于成长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全要素对接的窗口与平台。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方向，使得深圳永远保持一份看世界的远见和融入世界的清醒，补偿了发展之初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和要素流动的受限。
三、制度碰撞中的开放式探索
——经济体制“革旧立新”。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中成功突围，引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开创了“市场体制”+“民营经济”的极富深圳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民营经济主体不是政府规划的产物，而是市场机制催生出来的弄潮儿，它们对需求敏感、对竞争积极，也让深圳这座城市的成长始终保持进取的活力。所以，有冲突就意味着要突破，有碰撞就意味着有火花，新旧体制的剧烈冲突，点亮了深圳破中求立的火花。
——基本制度“守正出新”。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摩擦中寻求合作，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积极促进制度对话、灵活探索制度创新。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与香港密切的经济社会交往，使得深圳对两种制度的认识更加理性、深刻而务实。深圳始终认同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始终以开放性的姿态学习其他制度的优秀成果。服务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科技管理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探索；优化行政管理的大部制、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尝试；激发社会活力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基层社会自治体制的改革推广等，都大量借鉴了外部制度的经验，所以，深圳的发展，是一种“守正出新”的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其不变的底色，保持开放姿态、推进制度创新则是其活力的密码。
四、多元竞争中的融通式引领
——底层创新，高位过坎。历经近四十年建设，深圳特区从“低位求存”发展到“高位过坎”阶段，成长的基因不会改变，而成长的动力亟需换档。面对土地约束趋紧、实业成本提升、消费动力不足、投资拉动乏力、资本脱实向虚、外贸环境生变、外部竞争升级的种种现实挑战，要继续保持成长性，实现高质量发展，深圳因时而变、顺势而动，迅速调整转型，致力于在深化改革上求突破、在底层创新上谋驱动。由此，深圳再次走在全国前列，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
如果说在起步和爬升阶段，深圳成长较多依赖的是企业科技的应用式创新、是制度空隙处的填洼式创新，那么在新时代，深圳的成长已转向政府引导的底层式创新、国际竞争下的战略式创新。
——核心引擎，示范引领。新时代，深圳改革创新继续推向深入，前海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其开发和建设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由此，深圳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为中心，发挥平台、政策、区位、体制和营商环境等多重优势，深度对接“港澳所需”、“湾区所向”和“前海所能”，着力将前海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最浓缩最精华的核心引擎”。在粤港澳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多个中心城市”的“竞争+合作”格局下，深圳以改革的初心、创新的使命，致力于建设制度集成式创新的平台，实现多元竞争下的融通式引领。
《意见》赋予了深圳以全新的定位，带来了深圳发展的全新机遇。深圳不再仅仅是强调经济功能、突出特殊性的经济特区，更是立足复合功能、突出全面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竞合发展、创新超越——未来的深圳，能！（深圳市委党校副教授 彭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