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怀着一种理想、一种信念，要在这里干一番事业，就是那么一股劲头，而且不怕吃苦、不怕失败，很坚定地干下去。”
亲历邓小平南方视察、筹建首个病毒实验室、参与抗击“非典”……1988年，因被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特质深深吸引，熊朝东毅然从武汉来到这座改革开放城市，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激情燃烧的奋斗岁月。
亲历邓小平视察
1992年1月19日，这是个让熊朝东终生铭记的日子，那一天的所有细节始终镌刻在他的脑海深处，历久弥新。在那一天，时任皇岗卫生检疫局局长的熊朝东见到了南方视察的邓小平。
▲1992年1月熊朝东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皇岗口岸
（前排右二）
“那天是礼拜天，天有点冷，风很大。”熊朝东回忆说，我刚好在皇岗口岸值班， 上午9点多，接到紧急通知让我马上赶到皇岗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桥头，和口岸其他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一起迎候邓小平乘坐的中巴。
上午10点，邓小平走下中巴车来到迎候队伍前，亲切地与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握手。“当小平同志走到我跟前时，我激动地对他说 ‘我们深圳人民都盼望您来！’”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熊朝东感慨地告诉记者，因为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国内对特区的发展存在一些质疑，小平同志在那个时候选择来深圳视察，对特区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此我真切地想代表深圳人民对小平同志道一句“盼望”。
皇岗口岸是当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的首站。在听取了关于皇岗口岸的简要情况汇报后，小平同志站在高高的落马洲桥面上，面朝北，眺望深圳市容和皇岗口岸全景。随后，他转身沿着桥面向南走去，当走到深港分界线10米处时，他停住脚步伫立在桥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河相隔的香港，足有八九分钟。
“现场一下子全都安静下来了，谁都不再说话。”熊朝东说，虽然小平同志在落马洲大桥视察的时间不过20分钟，言语也不多，但一个80多岁老人对香港深情凝视这一细节，却深深印刻在每一个在场人员的心里，至今难忘。
筹建首个病毒实验室
来深圳前，熊朝东是同济医科大学的一名老师，教微生物和免疫学。1988年来到深圳市卫生检疫局检验处工作时，研究生学历的他立马被委以了重任——负责筹建深圳首个病毒实验室。
病毒实验室怎么建？“那时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人来给你指导”，熊朝东说，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去想去摸索，然后自己去找资料，去采购安装设备，去实验调试，“可以说把自己在大学里积累的知识和做实验的经验全用上了”。
当时经济特区建立不久，科技的底子还很薄，建实验室必需的设备、仪器、药品、试剂，甚至一个试管架，全部都要去广州采购，那时的熊朝东每周都要广州深圳两地来回跑。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仅用了半年时间，实验室就建成了。熊朝东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感叹“很多审批手续都简化了，真的体现了深圳速度和效率，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个两三年搞不下来”。
实验室建成后，很快发挥了作用，在入境的外国人中检验发现了深圳第一例艾滋病，并成为国家卫生部认定的全国首批艾滋病确诊实验室之一，而当时全国也就十来个这样的实验室。
参与抗击“非典”
在熊朝东的职业生涯里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2003年抗击“非典”。
▲2003年4月
深圳罗湖口岸"红外快速体温检测仪"开始投入使用
“非典”期间的罗湖口岸处在抗疫一线，作为全国最大的旅客出入境口岸，罗湖口岸当时一天出入境人员是20多万。熊朝东当时是罗湖口岸卫生检疫专家，每天必须长时间“驻守”一线，面对的危险和肩上的责任可想而知。
“当时的防护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以说是相当简陋，我们当时的防护服就是普通医生穿的白大褂，戴的是老式的纱布口罩”，熊朝东描述说，因为所有的口岸工作人员，无论是海关的还是边检的，全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所以一进口岸看到的就是一片 “白”。
当年没有遥感测温，网络也不发达，只能人手一个水银体温计面对面测温，并手工填写纸质的健康申报卡。面对20多万的人流，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深圳各个口岸都抽调人员来支援罗湖口岸。
▲非典时期的罗湖口岸
熊朝东回忆说，如果一个人入境时没有发现问题，但到了内地城市被发现有异常，就要倒查他的健康申报卡，“那时没有电脑，全部靠人手工一份一份地在数十万的申报卡中去找，经常晚上12点口岸关闸后还要继续加班到凌晨，确实非常艰苦”。
▲非典时期的罗湖口岸
艰苦是一方面，危险也是如影随形。“当时还搞不清楚这个病的病因，死亡率又很高，说一点都不怕不真实”，但在熊朝东看来，“防范疫情是卫生检疫人员的职责，无可推脱，只能勇往直前。每一个排查出来的发热人员，我都要到现场面对面核对、复检、确认，既要胆大又要心细。说实话一到那时候也顾不上紧张了，表面都是镇定自若的样子。还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出色地守住了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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