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以开放的视野、广阔的胸襟，广纳八方英才。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是一个团结关爱人才、培养集聚人才的历程，是一个努力把中国社会中最先进的分子集聚在党的旗帜下的历程。在党的不同历史阶段，都留下了许多重才爱才的人才佳话。
一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共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纲领》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说明，党在成立之初就以广阔的视野吸纳优秀分子。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胸襟，党能够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今天拥有9191.4万名党员、468.1万个基层组织的世界大党，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陕北延安，一片物质资源极为贫瘠的黄土地。然而延安时期，这片热土却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投身革命事业，创造了人才繁荣发展的传奇。据统计，仅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介至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有2万人左右。到1940年初，延安已聚集约4万名知识分子。
之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在于党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和发展壮大的现实诉求时，能以空前开放的理念广泛吸引使用各方英才。
1939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亲自起草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应该大量地吸收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并按具体情况吸收具备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到党内来。
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呼吁“抢夺”知识分子，并说“抢得慢了就没有了”。
对于来到延安的知名人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给了人才极大的鼓舞，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
1936年11月，知名女作家丁玲辗转来到陕北。中央宣传部专门在窑洞里召开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均出席。毛泽东勉励丁玲：你是从国统区来到苏区的第一个作家，现在这里的条件很差，打仗的人多，文化人少，你来了好，可以把苏区的文化工作开展起来。
会后，毛泽东还专门为丁玲赋词《临江仙·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让丁玲感到十分温暖，后来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
毛泽东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1938年3月，作家萧军第一次来到延安，毛泽东闻讯后热情地向他发出面谈邀请，并于第二天亲自到招待所拜访并设宴款待，这让颇有清高之气的萧军深受感动。
1942年4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约请剧作家塞克去自己的窑洞聊天，想不到塞克以“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为由拒绝，毛泽东闻讯后当即命令撤掉警卫员，自己则在窑洞前的山坡上遥遥相候。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党中央强调，对于“专门家”的工作，各级党政部门不要作过多干涉，以免“造成他们的不安”，并多次指出决不能让他们在工作生活中有半点后顾之忧。
边区政府拿出财政总额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知识分子生活，这在当时几乎是“倾其所有”。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每月不过10元，但给著名学者何干之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给音乐家冼星海的津贴是每月15元。
为了更好地吸引知识分子，党中央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开放政策，给投奔延安的各路人才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青年才俊何穆、陈学昭夫妇是一对曾留学法国的博士，在延安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由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提出要回重庆“休养”。对此陈云亲自为他们送行，并诚恳地说：“来延安我们欢迎，一定要走也不勉强挽留。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们还是欢迎。”何穆夫妇回到重庆后因生活不顺又二赴延安，仍然受到陈云等人的热情接待，后来何穆入党并担任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兼肺科主任。
延安时期，党通过一系列吸引、汇聚、培养、激励人才的得力举措，集聚了大批优秀人才，发展壮大为对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伟大革命政党。我国的革命事业，有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面临的是一个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但当时人才资源极度匮乏，在全国4.5亿人口中，文盲占了80％之多，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只有约5万人。
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及时制定一系列科学的人才方针政策，努力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的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国家建设进程中。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周恩来在阐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郑重强调，“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宣传、教育机构、各类学校、厂矿企业以及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中的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医生等等。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社会、新政权格格不入的旧习惯和旧思想，有的甚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
党中央以博大的胸怀，积极团结、吸纳旧中国存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为新中国服务。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护与争取技术人员的指示》强调指出，原属旧中国资源委员会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为中国比较优秀的技术专家，必须妥为保护，尽量争取原职原薪任用，不得采取粗暴态度。”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强调对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
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教育、吸纳措施。一方面，对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政务院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分别任命的各机构领导人选里，知识分子占了很大比重。据统计，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政务院4个副总理中占了2人；在21个政务委员中，占了11人；在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93名负责人中，占了42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共产党员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内。
另一方面，对旧知识分子提供生活保障。由于政权更替，许多曾经服务于旧政权的知识分子，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许多措施，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1950年7月25日，政务院在《关于救济失业教师和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登记，除尽可能地介绍职业外，应本着以工代赈的精神，分配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发给生活维持费；无法工作者，组织学习并发失业救济金。这就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自己原来的业务，一些失业知识分子也分配到适当工作，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利用自己与一些旧知识分子的私情公谊，妥善地解决了不少著名人士的工作安排问题。如著名美术家李苦禅，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很快恢复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职务。对一些年纪比较大、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党采取“把他们养起来”的办法，或者安置在文史馆一类的工作岗位，用其所长，发挥其作用。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对旧中国存留下来的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重组与改编，将其中确具真才实学者及时吸纳到新中国的各用人领域，使之转型后为国家建设服务。据统计，解放初期共计接收了200多万名旧政权知识分子，使新中国的科技经济文化建设有了重要的人才资源。
在积极开发国内人才资源的同时，党中央大力争取留居国外的学者和留学生回国。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就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负责回国留学生的接待事宜，并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党和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热切“召唤书”，诚挚邀请身居海外的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充分表达了对海外人才的高度期盼与渴望。周恩来郑重宣布：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现在国外的留学生想回来看看再出去，是可以的，已经回国的愿意出去，也可以。
1955年10月，一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从美国横渡太平洋回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及已就业的教授、学者共约有7000人，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西方国家对中国学者回国，设置了重重障碍。党中央采取许多措施，千方百计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
1949年4月初，郭沫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周恩来叮嘱他带一封信给远在英国的李四光，邀请他早日回国。
几个月后，李四光决定秘密离开英国，取道东欧回国。11月15日，周恩来专门发函给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指示他们，“李四光先生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回，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以保护。”
在新中国政府的帮助下，李四光于1950年5月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李四光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去他的住处看望。得益于李四光的回国，新中国地质事业开始全面发展。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李四光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周恩来与李四光亲切交谈
1950年7月，钱学森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不再返美。但临行时突遭美国当局拘留，后虽被保释，但仍受多方监视。美国政府阻止钱学森回国的根本原因，是他掌握了尖端的军事科学。对于美国政府的行径，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监禁钱学森。经过党中央的积极帮助，1955年9月17日，历尽曲折的钱学森，终于带着家人登上回国的轮船。
归国后，钱学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工作人员原本将钱学森安排在第37桌，毛泽东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亲笔把他的名字勾到第1桌。
钱学森来到宴会厅，看到自己的位置排在前方正中的第1桌，在毛泽东的右侧。这在中国传统中是第一贵宾的位置。他不禁感到无上光荣。“学森同志，请坐这里。”席间，毛泽东与钱学森亲切交谈，钱学森成为宴会厅里最瞩目的人物。
据统计，自1949年8月至1957年底，历尽周折陆续回国的留学生和学者约有2500多人，主要来自北美和欧洲。这些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加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拨乱反正，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国家急需一大批能够适应改革开放步伐的优秀人才。党中央把人才工作重新摆上了重要的战略地位。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理念，强调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人才。邓小平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
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神州处处呼唤人才。发展教育事业，加快人才培养，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高考。这是党中央培养人才的重大决策，使因受“十年动乱”冲击而中断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为此后培养造就成百上千万优秀人才奠定了制度基础。
为了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邓小平精心谋划，充分考虑高考制度的每一个细节。
当时拟定的招生原则，原本是“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单位同意”会影响很多人报考，指出：单位同意这一条我看去掉。比如说考生考得好，生产队却不同意，车间不同意，或哪个领导的脾气不好，考生该如何是好？所以“十六字方针”只取四分之三。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对于年龄、婚姻的限制，1977年的招生文件原本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这无疑会把1966、1967、1968年毕业的“老三届”高中、初中生，挡在高考大门之外。“老三届”毕业之时，高考制度已经中断，他们有的回乡务农，有的去当知青。此时“老三届”都已经30岁左右，很多人都已成家。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恢复高考又把他们排斥在外，既对他们不公，也不利于国家培养人才。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些制定政策的人一定要为大多数人着想。要特别关注1966、1967、1968年这三届的高中生、初中生，他们的基础最好，有工作的可以带工资上学。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合影
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1977年的招生文件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还为特殊群体制定了“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的特殊政策。这条政策为那些已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人解除了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安心完成学业。
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有关部门制定的招生政审条件原本繁琐严苛，邓小平亲自作了大段删改，明确指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据统计，1977年冬通过高考全国高校录取27.8万余人；1978年春通过高考全国录取40.2万余人。至1989年末，通过高考全国高校共录用579万余人。这些人大学毕业后，大都成为我国科技、卫生、教育等事业和企业发展的骨干人才，还有的成为党政管理和领导人才。
国家发展急需人才。197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重要观点。
在党中央部署下，一系列高层次人才培养选拔激励制度密集出台：院士制度、博士后制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选拔制度、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选拔制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成人教育制度、派遣留学人员制度、引进外国专家制度……
人才以用为本。在壮大人才队伍规模、提升人才队伍素质的同时，中央非常重视发挥人才作用、激发人才活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一些企业为了解决缺人才、缺技术的矛盾，纷纷从上海等人才密集的大城市聘请工程师，指导企业技术革新。这些工程师周末去乡镇企业帮助开发新产品、解决技术难题，周一又回到国有单位上班，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
然而，由于当时还处于改革开放起步阶段，计划经济的思维还占主流地位，技术人员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兼职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的现象，被视为“不务正业”“搞私活捞外快”，有的还惹上了官司。
1980年，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利用业余时间去乡镇企业担任技术顾问，开发新产品救活了企业，却因接受该企业付予的3300元酬金被以涉嫌受贿罪起诉，还被抄了家。
这一事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该不该拿酬金，成了广大人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1983年1月2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主持召开政法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韩琨事件”，并作出决定：韩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类似韩琨的人一律释放；公检法机关今后不再受理韩琨这类案子；关于业余应聘接受报酬等政策上的问题，由中央另行研究。
中央政法委关注这个小案件，说明党中央对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高度重视，希望借助这个案例传递积极的导向：爱护人才，让人才充分施展才华。
科技人才心头的枷锁顿然解开，各地掀起了放活科研单位、放活科研人员、发挥人才作用的热潮。
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科技人员兼职作出规范，使兼职从地下走到地面。
上海市政府还颁发文件，规定凡从市区流往郊县或国营农场工作的科技人员，可保留市区户口，工资不变；到县以下单位工作者，向上浮动一级工资，作为岗位津贴。科技人员积极性空前高涨，甚至星期天也不休息，为乡镇企业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在此之后，灵活机动的柔性引才，形式多样的智力合作，逐渐成为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破解高层次人才短缺的重要方式。在机制创新下，人才的潜能越来越得到充分释放，人才的活力越来越得到充分迸发。
进入新世纪，面对国内外的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越来越重视人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关键性作用。2001年8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部分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重要思想，这是对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新突破，更是对人才地位与作用认识的新飞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人才资源开发利用工作逐步列入党和国家及其组织人事等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
2003年12月，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会议明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同时提出：“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指出党管人才原则是开创人才工作新局面的根本保证，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人才工作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201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就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2012年9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意见》，对健全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完善党管人才工作运行机制、创新党管人才方式方法、加强党管人才保障措施等做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党管人才迈进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党管人才”，成为我国人才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也是新世纪以来人才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宏伟目标，从顶层设计上对党和国家人才事业进行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重大战略谋划和实践推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人才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八项主要任务之一进行单列，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推动我国尽快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
党的十九大把人才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再次强调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专家人才殷切关怀，对青年人才谆谆教诲，留下了许多感人佳话。
2015年1月9日，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等颁奖。
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有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他1926年生于河北宁河，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我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于敏年事已高，坐着轮椅来到主席台上。领奖时他试图站起身，但习近平总书记连忙让他坐好，自己弯下腰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热情握手，表示祝贺。习近平这一“礼遇”老一辈科学家的画面，让广大人才都觉得格外暖心。
2017年11月17日，习近平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当看到当时已经年逾九旬的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站在代表们中间时，习近平握住他的手，请他坐到自己身边。“挪椅子，扶老人，坐身边”的一连串动作被网友刷屏，网友在微博上直呼：“总书记的这个动作太帅了！”这一帧定格的画面，暖心感人。
习近平与黄旭华亲切交谈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充分激发科研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习近平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十分关心改善科技人才的科研工作环境和生活。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用好科研人员，既要用事业激发其创新勇气和毅力，也要重视必要的物质激励，使他们“名利双收”。名就是荣誉，利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回报。
关爱科技人才，不单是提升对他们的物质奖励，更重要的是要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让科研人员从繁重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潜心进行科技研发。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要通过改革，改变以静态评价结果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的做法，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
今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建立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让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决不能让科技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无谓的迎来送往活动上，花在不必要的评审评价活动上，花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活动上！”
习近平指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为广大科技人才指明了奋进的方向，极大激发了科技人才创新的热情和拼搏的斗志。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关注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的优秀人才。今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张桂梅，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等一批长期耕耘在基层一线的优秀人才，受到党中央的表彰。习近平在讲话中，热情称赞李保国是“35年坚守太行山的新愚公”，称赞张桂梅“献身教育扶贫、点燃大山女孩希望”。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先后到过中南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澳门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许多高校，同青年代表座谈、向青年致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每年都对青年人才成长发表过重要论述，留下了许多语重心长、催人奋进的“金句”。
2013年5月4日，习近平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2015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大的贺信中，勉励青年“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2020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七大的贺信中说：“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党爱人才、党兴人才、党聚人才。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才事业蓬勃发展，一大批人才沐浴党的阳光，在党旗下茁壮成长。广大人才团结一心，为党的事业接续奋斗，谱写人才强国的伟大华章，给党旗增添了绚丽光彩！
（本文整理过程中，参考了《中国人才》杂志相关文章，及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有关报道。图片为新华社资料图片。特此鸣谢。）
选题策划：中国人才杂志社
文字综合：温金海
图文编辑：杨晓冬 韩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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