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她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她是一名人民教师，任教于深圳光明区凤凰学校。她是一名共产党员，植根于党的坚定信仰和伟大理想。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她的教育理念。担任班主任期间，她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带学生比赛获奖，陪伴学生早读，与学生一起学习讨论，给学生写贺卡，用耐心和爱心浇灌着学生的成长。

2021年8月，她响应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光明区委教育工委的号召，代表深圳和光明远赴西藏开展为期半年的支教工作。在西藏古拉乡，她亲身体会到了当地人生活不易及学生上学的艰辛，但也见证了那里的孩子们的乐观、独立、淳朴，见证了党和国家扎实有效的惠民政策。

她用细腻的笔触，简单的图片，随手记录的入藏援教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名曰：工作随记。现将其中一二稍作整理，易名曰“援藏笔记”，并在深圳新闻网连载分享。

她就是李梦真。

援藏笔记（一）

7月31号收到启程通知后，几天内匆匆订票、收行李，从家里赶到深圳，8月4日凌晨从深圳启程，中午时分，我们援藏的三位老师抵达林芝机场。

一下飞机就受到了援藏工作组的欢迎与关怀，第一次戴哈达，使我们感到新鲜而温暖，又有些仿佛无功受禄似的不好意思。

林芝到察隅县有十五六小时的车程，下午沿途经过几座高海拔雪山，经过海拔近五千米的色季拉山后，我有些眩晕，本以为是劳累，事后才知道从那时就开始了高原反应。抵达波密县，我们预备留宿一晚，第二天继续赶路。下车后我浑身发冷，只有脸颊发烫，呼吸沉重，晚饭时我穿上了毛衣和厚卫衣，也缓不过来，大家都很担心。时值疫情敏感时期，我为自己的发烧症状感到非常不安。吃了一些缓解高原反应的药和感冒药，经过一夜的休息也没有缓解。第二天，发烧、头疼、耳鸣、胸闷、腹泻都来了.援藏工作组的领导和同事照顾着我一路吸氧，历时半天，我们终于从波密县赶到察隅县。当晚我被援藏工作组的领导们送到了察隅县医院，大家守着我吸了好几个钟头氧，我症状缓解了很多，开始适应这里了。高原反应虽然来势厉害，退下去了倒也没事。听说上一批的老师有坐车一路呕吐着过来的，她后来也适应得很好。

大致了解了援藏工作组的工作内容以及支教过程中的各种事宜，我们分配学校的通知下来了，8号那天，我们几位老师分别去往了不同的乡，开始了支教工作。我和深圳大学的一个大三的志愿者一起来到了察隅县古拉乡中心小学。

古拉乡海拔不算太高，但是初到的几天还是出现了乏力、容易疲劳的反应。古拉乡中心小学坐落于怒江的支流边的山腰上，四面环山。古拉乡距离察隅县城不到四小时车程，虽然不算远，但是非常偏僻。中心小学周围只有一二十户左右人家，这里的人烟稀少到学校门口有只狗，见到人就会非常兴奋。日用的物资匮乏，因为只能靠从山外运进来。想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鸡蛋生鲜是不可能的事情。整个乡现在共有一千五百人，而且还在陆续迁出。当地的家庭主要靠挖松茸、种地、牧牛为生。在国家的帮扶下，基本生活的保障没有问题。

当地的学生的母语是藏语，很多孩子到了上学才开始学汉语，因而他们在朗读和写字上都有一些吃力。此外由于视野的局限，孩子们很多东西没见过，想象力有限，举例子的时候遇到他们不知道的事物他们会无法理解。他们的水平平均低于内地的学生，差不多相当于内地低一级或低两级的程度。家长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无法提供学生学习的任何助力。古拉乡下辖的各个村落分散而遥远，所以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全寄宿，有的学生周末也不回家，甚至有的放寒假才会回家。但也正是因为恶劣的自然和物质条件，使得这里的孩子淳朴而单纯，非常懂得尊重老师，遵守学校的规则，也对新鲜事物非常好奇。他们不像城里孩子环境优渥，所以毫不娇气、性格乐观，独立能力、动手能力非常强。

据这里的老师讲，当地学生的升学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天分，如果成绩够好，可以考上“内地班”，到内地去上中学，用西藏户籍考大学，基本上小升初就可以决定他们未来很多年的前途。全县共三镇三乡，全县每年能考上“内地班”的多则十几个，少的时候只有四个。其他的学生也会到察隅县城里继续完成义务教育。

教学上，在国家保障下硬件不错，多媒体虽然不是每个教室都很崭新完好，但都可以正常使用。有时会停电断网，但总体来说影响不算太大。主要的问题在于这里学生的基础较薄弱，知识的灵活运用比较困难，大部分同学只能完成非常基础的学习任务。但是学习热情很高涨，很听老师的话，愿意按照老师的要求学习、做作业。

我现在教五年级的语文、音乐和三年级的科学、美术，在备课方面取得了凤凰学校黄玉玲老师的支持和帮助，相信还有更多同事们愿意为我提供援助。我现在仍在逐步了解这里的学情和教学风格。我也正在思考还可以为这两所学校做点什么。一方面，在教研上我们是否能实现沟通。另一方面，学生之间是否可以建立沟通。深圳学生的眼界和善良，这里孩子的淳朴与艰苦，如果能达成很好的沟通对双方都是受益良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