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面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机遇与挑战，以金融助力湾区发展势在必行。而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正是依托深圳和香港两个国际性金融城市的优势资源，合作性地创新发展金融产业、开拓市场，助力我国经济发展、提升开放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在全球金融竞争激烈、经济格局变动背景下的必然举措。
本文邀请了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执行副院长、亚洲金融学会副主席张博辉，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欧阳良宜，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所长刘国宏，四位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深港两地优势互补建设“双城”国际金融中心、更好发挥前海的作用等展开深入探讨，建言献策。
深港双城具有互补优势
记者：目前，港深各自作为金融中心的优势是什么？应当如何优势互补？
曹远征：深圳与香港在金融活动中具有互补性，其一体现在深圳以制造业为主，构成了实际金融活动的基础，是金融服务的对象。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深圳逐渐出现了新的金融形势和金融安排，例如深圳有很多做配套的“小巨人”企业，虽然企业自身规模小，但在行业内占全球比重非常高，伴随而生的金融活动，我们称之为“微型金融”，主要面向小微企业，且与供应链相关，渐渐地撑起了深圳的金融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是特色，区别于香港的传统金融，形成了一种不同的金融类型，这是一种互补。
其二是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内地居民收入提高，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建立起了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下简称“深港通”），它们互相促进共同壮大。
区别于内地成文法，香港是适用普通法的地区。普通法在国际金融活动中是通用的法律安排，在国际金融活动中遇到的仲裁、诉讼一般适用普通法，香港也具有最终仲裁地的优势。近年来内地很多企业利用香港作为海外融资的平台，就是利用了香港这一优势，也与深圳形成了互补。
张博辉：香港具有高度开放的营商环境和国际化的市场，还有医疗、物流、贸易等高度发达的专业服务，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香港也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是亚太地区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要集聚地，具有全面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同时，香港监管制度和法治体制严格全面。
而深圳在市场发展程度、科技创新实力等方面存在显著优势。深圳的科技创新非常发达，但是缺乏有效的金融机制，中小型企业、科创企业在融资、风险投资方面仍有短板。深港可以重点探索如何把香港的金融规则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制造业结合起来，强化两地的总体经济规模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和金融优势，将深港合作推向纵深发展。
刘国宏：深港两城的金融中心功能均是自然发展起来的，符合各自内在的城市演化机理。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与内地形成“前店后厂”模式，发挥“资本输入跳板”“对外贸易通道”“制度借鉴对象”等功能，带动了金融服务集聚和发展；深圳则在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崛起过程中，培育形成了中国平安、招商银行、深交所等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本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近年来，伴随着香港金融中心功能更加凸显，以及内地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香港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资本资金参与、全球金融人才汇聚、全球金融规则对接的优势，深圳金融中心则取得本地金融机构强劲发展、创新创业资本高度集聚的优势，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发展的重大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的必然要求。
提升战略认识，完善合作机制
记者：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还面临哪些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曹远征：中国内地目前以间接融资为主，即银行融资和贷款占绝对比重，而西方国家都以直接融资为主，且全球都在向直接融资方向转变，向直接融资发展、增加中间融资比重是国家多年来的战略目标。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金融发展要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而实体经济最大的短板就是资本不足。中小企业可供贷款质押的资产较为缺乏，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克服这一问题的根本是让企业获得资本，需要有风险资本的投入，由资本增加股本，这就体现了股权融资的重要性。
在深港合作中，尤其是在私募基金方面，要利用香港学习国外经验。企业可到香港上市获得股权融资，同时通过前海壮大深圳的股权融资市场，改善深圳的融资结构，增加直接融资比重，以此积累创新经验带到全国，使全国融资结构有所改善。这也是深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金融方面的重要示范作用。
从政府端来看，深港合作在制度和机制上已经没有太大的障碍。要加强两地的交流理解，促使香港更清楚深圳企业的需求，更主动地提供服务和安排；促使深圳了解香港可提供的服务，更主动地去寻找服务安排。例如之前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在香港无法上市，只能去美国上市，后来经过沟通和理解，香港在制度上有了创新。
欧阳良宜：两地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香港更注重稳定的规则，在应对变革时需要更长反应时间。深圳更注重改革成效，面对变化时持务实高效态度。两地政府在合作时需要在理念上进行充分的沟通，可以考虑由点到面的渐进合作模式。
专业人才跨境交流和有序的跨境金融合作可以成为短期的突破点。如果双方达成金融、会计和法律专业人士资格互认框架，可以有效地促进两地人才交流，有利于未来两地共识的确立。跨境金融则是人才交流的业务切入点。目前来看，香港金融人才在内地展业以及内地金融人才在香港展业都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可以在特定领域放宽。适度的两地竞争有助于促进共同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共建“双城”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规划。
刘国宏：首先，深港需要共同提升战略认识。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互挖资源，而是对标全球的顶尖金融中心，用好各自优势，释放更大规模效应，服务国家战略大局。要携手争取把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上升为国家重大金融战略安排，在跨境通道、合作平台、重大项目、金融监管上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
其次，两地需要促进跨境便捷流动。深港分别具有国内、国际“两个扇面”的金融辐射服务实力，但“两个扇面”间的联通不足。深港需要在国家资本管制、业务准入等既有制度框架下，更多从“便利性”需求出发，探索跨境沙盒监管创新和金融科技支持，率先使两地资本资金最大限度地便捷流动起来。
再次，深港需要相互完善合作机制。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深圳涉及金融开放创新的载体开发和制度建设，尚缺乏港资港人参与开发和管理的机制安排；同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侧）等香港需要创新金融支持的载体开发与制度建设也未明确深圳资本、人才参与机制。
最后，还需要加快适应制度差异。深港两地具有不同的法制、税制、会计准则、执业资格和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发挥各自优势和特长的前提是，要相互认识、学习、熟悉和适应对方的制度安排。
充分发挥前海合作区的作用
记者：在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可发挥怎样的作用？
曹远征：自2009年起，人民币国际化在香港进展非常快，最主要的渠道就来自深圳。随着深港两地的密切合作，无论是香港股市、债市还是跨境贷款都由本币进行，这样的金融安排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使香港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更成就了香港多币种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奠定了深港的合作关系，也是前海合作区尤其是金融合作区设立的目的，即深圳提供港股上市企业，香港可提供全球资金，并做融资安排，前海可在这个过程中做转换。
基于此，内地与香港各种各样的金融合作、创新性安排都在大湾区进行，比如理财通、深港通以及湾区其他城市到香港的跨境人民币贷款等，前海合作区作为桥梁，它的作用好坏体现在是否通畅，是否能满足各种需要。目前，前海的通道作用仍需要加强。
张博辉：前海连接香港、深圳两大金融中心，可充分借鉴和对接香港的金融规则，建立一些特殊的合作平台，在特定的区域内率先实现要素的便利流动和规则的对接，打造深港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合作机制，为人民币国际化营造优质的发展土壤。
另外，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将成为下一步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转型的重要起点。前海可把ESG作为建设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主题，以此为重要切入口，开展ESG跨境投融资试点，推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和融资，助力构建人民币碳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体系，使ESG投资成为深港“双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的“加速器”。
欧阳良宜：离岸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可成为深港两地金融交流的突破口。建议金融监管机构可考虑从战略角度适度放开前海在离岸人民币和人民币国际化领域的业务限制。目前香港离岸人民币在前海的贷款管理仍仅限于前海注册企业。而前海的定位决定了多数注册企业为不需要贷款的金融或准金融企业。将前海作为香港离岸人民币进入内地的窗口可推进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合理循环，而离岸人民币的用途和收益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
刘国宏：创新金融发展是前海合作区最早规划的四大产业领域之一。目前前海已在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跨境双向股权投资、跨境资产转让、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等“六个跨境”业务上取得了显著成绩，未来应当继续深化“六个跨境”创新，扩大业务规模，畅通离岸人民币离、在岸流动，全面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同时，要重视发挥港资港人对重大金融载体平台建设的支撑作用，可以借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成功经验，引入港资参与前海国际金融城开发，聘请港人参与前海国际金融城管理；还应配合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面向国内跨国企业建设前海离岸金融服务中心，更好为国内企业提供海外拓展的相关金融服务；面向海外离岸业务建设前海离岸金融后台中心，提供离岸金融咨询、技术、信息等服务支持。
前海传媒 转自 光明日报
撰稿人 严圣禾 党文婷
（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前海传媒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