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古代著名的盐业基地，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说，这里自古就是国家命脉之所在，相当于工业生产的特区——从而产生了特殊的行政建制，也诞生了古代深圳的税收。
五大盐场今安在？
盐是生命的血液，在遥远的历史长河中，海盐生产曾经是深圳地区的支柱产业，三国东吴时期，深港地区曾经是南方两大海盐中心之一，另一个是浙江的海盐。
宋、元、明时期，深圳盐业达到了顶峰，当时深圳有五大著名盐场，分别是：归德（今沙井一带）、东莞（今南头一带）、黄田（今西乡、宝安机场一带）、官富（今香港九龙一带）和叠福（位于今葵涌叠福，包括上村、下村和咸头岭，以前有“上盐仓”“下盐仓”之称）。
“盐田”，本来是个够土气的地名，盐田港兴建之后，这个名字已经闻名遐迩了。盐田是古代的盐场吗？这倒不是，这里原来是晒盐的地方，此外，深圳很多地名都留存着盐业时代的痕迹，比如“盐寮下村”，还有“中盐灶村”“上灶”“下灶”，所谓的“灶”，不是做饭用的灶，而是煮盐的灶。
据史料记载，十五世纪中叶，当时的东莞县（辖如今的东莞、深圳、香港地区）全县17%的住户是灶户，5%的男丁是盐工。明正统年间（1449年），由广东盐课提举司对下属盐场进行人口普查得出上述数字，其时正逢黄萧养之乱，岭南人口锐减，否则，这个数字更大。明天顺六年（1462年）的时候，深港地区的靖康、归德、东莞、黄田四大盐场共有灶户4236户，盐丁7918人，每年征收盐税364万斤。
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事关国计民生，因此，古代的盐业一直由国家专营专卖，是垄断行业，从汉武帝时起就实行了“盐铁专管”。为此，朝廷对于从事盐业生产的盐工而已进行专业化和制度化管理，明代专门煮盐的灶户是世袭制，就是说一旦成为灶户，子子孙孙不许从事其他行业，只能永远当灶户，而且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
灶户和盐丁
深圳地区的灶户是从平民中抽调出来的，也有发配来的罪犯之类。灶户是国家指定的专用资源，擅自改行或者盐丁逃亡一律治罪。如果有人胆敢窝藏逃亡盐丁，一律发充为灶户，也就是说，当灶户和盐丁不是个好差事。话又说回来，国家对盐业生产极为重视，因而对于从业人员也有基本保障，朝廷对于从业人员制定了优抚政策，如优免杂役和犯罪听赎，“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计日煎盐以赎”。
自唐中期以后，盐税成为封建帝国最重要的一项税收，食盐的生产和销售都有严格控制。因此，也滋生了为暴利铤而走险的盐贩子，唐末的起义军首领黄巢就曾经是盐贩子；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明朝政府从正德五年放开私盐买卖，但是规定了种种限制，从此，盐商应运而生，蒋介石就是盐商的儿子。
明初之际，灶户从政府那里领取灶田，每年必须以实物向政府交纳定额盐税——人头税和灶田税，每丁每年纳盐1200斤；田税每亩纳盐2.5斤。所纳实物盐必须由纳税人送到官府盐仓，运费自理。反之，政府则以钱粮作生活费发给灶户和盐丁，具体补助方式为：每交纳200斤盐补偿100斤米，灶户纳完盐税的剩余部分可以自由买卖。在明洪武初年，政府对食盐实行定额配给，每个成年人一年配给食盐3斤，同时要征米。总之，苛捐杂税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食盐不够吃，只好去向盐商买。
盐业逐渐淡出
东汉时代，负责管理深港地区盐业生产的盐税机关——“东官场”，就设在今南头古城南城门外。当年的深圳地区也正是作为重要盐业基地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东晋设立东官郡，相当于省级单位，实际上的管辖面积比现在的广东省还大，“东莞”这个名字就是从“东官”演变而来，这里过去是管盐的，“莞”也就是“管”的意思。
三国吴时期，朝廷设立了完备的盐业管理制度和专门的盐官——“司盐都尉”，盐官衙门称作“司盐都尉垒”。到了明代，朝廷在广东境内设立盐课提举司和海北盐课提举司，官衔为从六品，负责管理灶户、征收盐税和支放食盐。
到了明代，盐场关停并转，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的时候，深圳地区只剩下东莞和归德两个盐场了。到了清初“迁界”的时候，深圳地区因为原住民被全部驱赶，导致盐场彻底废弃。直到民国时期，深圳恢复了部分食盐生产，1926年，宝安县政府成立盐务总处，统管盐业。
新中国成立后，深圳地区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一样，“以粮为纲”，除了大兴农业之外，辅以海水养殖业，盐田已经被彻底边缘化，1998年，深圳的最后一家盐场——大鹏镇龙岐盐场宣布停产，从此，盐业成为深圳的历史记忆，盐，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本土地理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