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迹于春秋的淮盐，曾使春秋吴国很强盛。汉吴王刘濞也曾将淮盐作为觊觎皇权的经济支柱。中唐盐法改革家刘晏注目于东南盐区，而使淮盐有了长足的发展。宋元两朝，淮盐一路前行，领先于全国。明至清中期，淮盐区一直居于全国盐业中心地位。清嘉道朝后，淮盐似乎跑累了，要稍息片刻般地疲惫了下来。但正是在这种半个多世纪的小息之后，猛地觉醒又向前走去。笔者把淮盐的晚清至民初的衰落而重振称作淮盐自嬗，意欲论证淮盐的巨大生命力，并以此文寻求指教。
淮南趋衰缘于盐法和自然的双恶
明至晚清前，是淮盐的鼎盛期。清乾隆朝淮盐达到了最高峰，年产盐高达1050万担（52.5万吨）,乾隆八年（1743）两淮盐课银四百余万两，占全国的半数以上。盛极而衰。由于极端落后的生产关系，封建王朝视淮盐为已物的专断态度及盐策，被淮盐兴旺刺激起来的括地以净式的官僚巧取豪夺，加重了淮盐的税赋负担。加之以报效捐输为名的索取，终致淮盐疲惫不堪，随着清王朝的逐步衰败而渐趋衰落。至道光初年，淮商垄断的苏、徽、鄂、豫、湘、赣6省的250个州县的淮盐市场，几尽丧失。淮盐由于产旺销绌，积压极甚。至道光十年（1830）亏历年课银5700万两。幸有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兼理盐政、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陶澍举起盐法改革大旗，先行在淮北盐区实施废引改票盐法改革，成效卓著。改革后淮北在14年间，每年行销淮盐量是改革前的两倍，达600万引，纳课银1100万两。同时还替淮南完成销售定额，每年代纳盐税银32万两，另补贴淮南经费40万两。盐法改革上，淮南滞后于淮北十八年，只到道光朝的最后一年（1850），才由时任两江总督兼理盐政陆建瀛力主，仿效淮北盐区实行票法，也立见大效。这一段淮盐史，可以理解成是淮盐自嬗的第一回，也是淮盐重振雄风的预演。
然好景不长。已如朽木不可再雕的晚清王朝愈发腐败，有助于发展淮盐生产力的票盐法，至同治三年（1864）起，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两任两江总督渐次篡改，复行旧盐法——明朝万历年间流传下来的纲盐法，淮盐再逆转为厄运，每况愈下。盐法被颠覆，对淮盐无异于当头一棒。如果说这已使淮盐外伤累累，那么淮南盐区自然条件恶化，不利于再兴鹾业，则是其内伤了。这种盐法外伤、自然内伤，足以使曾经是中国盐业中心之中心的淮南盐区这个巨子轰然倒下。《南通盐业史》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装载淮南盐往汉口的船只在武昌发生火灾，毁盐船400多只，淮商资本净损500万两，给本已疲敝已极的淮南盐雪上加霜，真可谓淮南盐的天灾。但在次年淮南废引改票，实施新盐法，也曾给淮南盐打了一剂强心针，是时销区盐多价贱，淮南盐一改疲惫之态而大畅一时。后来虽有曾国藩、李鸿章篡改票盐法复行纲盐法，然淮盐巨大的惯性作用，仍使淮南盐有一定的运行速度。中国近代盐务专家之一曾仰丰在其《中国盐政史》著作中记载，清末淮北纲食岸共36万引，而淮南则达652760引。可见清末淮南盐产仍高于淮北。清光绪《两淮盐法志》说：“淮南场灶甲天下”、“淮南盐课甲天下”，可见直至光绪年间，淮南的全国盐业中心之中心的地位仍能保持着。
历史毕竟不容重来。自然毕竟自循规律。清中后期，海势逐步东移，淮南盐区所面临和利用的海域海水趋淡，海盐产出率日趋下降。而淮南向为煎盐，海水趋淡严重，盐分析出率愈来愈低，耗费的煎盐柴草越来越多，出盐周期也越发见长，自然其工本远大于实行晒制的淮北盐。南通实业家、著名盐政专家之一张謇（1853——1926）1911年任两淮盐务总理，他在1912年《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中写道：“……淮北唯有晒盐，其工本轻于煎盐甚巨，大率在一与五六、一与十一二之比例。”由此可以推知时为煎制的淮南盐工本之重了。鉴于淮南盐区自然条件已不适合于再煎海盐，故而才有民国三年二月，盐务署曾令通泰两属盐场限产，年递减2成，5年终产（见林振翰著《淮盐纪要》）。尽管如此，淮南盐也没有“嘎”地一声就停止自己的步伐，虽然所属各场都不大，生产时是“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而产量还是无力回天，可还是顽强地在争取生存。且还在普遍为煎的基础上，仿效南方盐场的板晒法，作为技术引进的良法在使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生产的发展和进步。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淮南的九个盐场还能年平均产盐75万担（37500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6年，淮南煎盐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淮北崛起成于规模和技术之双助
一些历史事件发生都有预兆性。两淮盐中，淮南盐最早见诸于《史记.·货殖列传》，说两千多年前西汉初时，吴王刘濞在淮南等地煮海为盐。而恰在两淮盐最鼎盛的清乾隆朝二十八年（1764），两淮盐运司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北移海州称海州分司（驻海州板浦镇）。虽然雍乾嘉三朝近百年中早为淮盐衰败埋下了潜因，但终究是在100年后的光绪朝末期才致淮南盐一蹶不振的。可兴叹的是淮盐生命力是贯穿在淮盐几千年的运程中的。林振翰《淮盐纪要》说：清末淮南通泰11场专销鄂、̄Љ西、皖四岸及本省食岸，而其产不敷销，于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由两江总督端方拨借库银，令淮北垣（场）商在丰乐镇（今灌云县洋桥镇）西增铺盐滩40份，名济南盐场，场治板浦，以产之盐接济淮南所欠盐量（后该盐滩废弃）。据《江苏省志·盐业志》，其后几年，淮北盐区兴起铺设新盐滩热潮。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民国三年（1914）7年间，淮北又新建设145条圩子，新建盐滩1160份，先后成立大德、大阜、大有晋、大源、公济、裕通、庆日新7个制盐公司，定名为济南盐场。其时淮北另三场中正、板浦、临兴各有盐滩659、698、597份，四场合计3114份。济南盐场建成达产后，年产盐13.54万吨，超过淮南盐区咸丰八年（1858）的产量（12万吨），更超过宣统年间的淮南产量（10万吨），以其一场产量而居淮北总产量7成以上，号称“淮北第一巨擘”。
在淮北不断建新圩铺新滩同时，淮南盐区也在努力克服困难，维持煎盐生产。但其时淮北淮南的盐产量比例位置已彻底颠覆。《淮盐纪要》载：民国十一年至十五年（1922——1926），淮南五年平均年产盐988562担（49428.1吨），淮北则达7827853担（391392.65吨）。《中国盐政史》载：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931——1935），淮南五年平均年产盐1191000担（59550吨），淮北则达8495000担（424750吨）。其中民国二十二年（1933）淮北年产盐900万担（450000吨），占全国盐量18%，淮南年产盐150万担（75000吨），占全国盐量3%。是时，两淮盐运司已于两年前由扬州移驻淮北（今之灌云县板浦镇），扬州改设淮南运副，专事淮南盐务。此亦标示出两淮盐区北重南轻。
济南盐场的建成并达产，可以说是淮北盐区清末民初的一个大事件，犹如一匹黑马在云台山下的黄海之滨冲出，一个亮相就使减产的淮盐重新振奋了起来。由于完全是商人投资建成，运作模式是仿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劳动制，管理方式相对先进，效率较高，不仅反映在产量上一个济南场完全替代了整个淮南盐区，其工本也是远低于淮南盐区的。《中国盐业史》统计资料示出：1929年两淮除济南场外，淮北晒盐成本为每担0.338元，淮南煎盐成本每担在1——2元之间，晒盐区偏高的济南场每担1.535元，亦低于淮南平均成本。到1935年，全淮北平均每担成本0.4元，淮南仍因离海远、卤气淡耗时耗工耗柴，担盐成本居高不下。此外，据《中国实业志》，民国期间淮北圩盐氯化钠含纯89.29%、水份6.1%、夹杂物4.61%，淮南盐则分别为87.9%、6.73%、5.37%，淮北盐质明显高于淮南。
在淮南一以贯之煎式产盐而趋萎缩时，淮北一以贯之晒式产盐，且因济南场的建成生产规模扩大产量猛增，又因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较先进的管理方式，使淮北盐得力于规模与技术的两相助力，犹如腾飞之双翼，在国家盐策发生变化时能从容应对。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1卷，民国三年（1914）取消了淮北票权，从而开放了淮北票盐皖、豫引地及行销淮盐的安徽宿、涡2县。民国四年（1915）开放了淮鲁并销的山东临沂6岸。民国五年（1916）开放了淮北近场5岸（江苏省沐阳、涟水、东海、干于、灌云）及徐淮6岸（包括江苏淮安府属之山阳、清河、桃源、与徐州府属之宿迁、睢宁、邳州）。这种改革还是比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高质量、低成本食盐可以在竞争中处优，也使吃盐人减少吃盐支出。如此，理所当然地也促进了晒式低成本的淮北盐的发展，同时促成了煎式高成本的淮南盐的进一步减量萎缩，而使整个淮盐重心加速北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