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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邓小平南行背后的故事

2021-12-29 22:54 来源:前海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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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一系列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谈话。时隔多年,我们不禁要问,小平同志的讲话为何不选择在北京?其背后又隐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92年,邓小平南巡

“要不要改革开放”促成了邓小平南行

当时,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他决定再一次南行,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1991年,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月,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了题为《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评论员文章,被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当时经济特区被这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同年10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进行了10多年的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其间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同志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他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先遣组花7天时间安排和检查预定路线

1992年元旦那天,时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正在南海检查工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陈开枝急忙赶回省委机要室,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绝密电报:中共广东省委,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讨论工作安排时,大家认为老人家是来休息的,主张按休息的思路安排接待,但陈开枝不这么认为。凭着他的政治敏感,他认为老人家此番前来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陈开枝觉得,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他们身边发生。

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仙湖植物园参观

1月3日,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广州,告诉广东省委的还是:“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他们提出,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小平同志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不能过于劳累。他们提出的视察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让老人家在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分别视察就可以了。因过去工作的关系,陈开枝与这三位同志都很熟。于是向他们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很大。

最后,先遣组将陈开枝提出的视察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他方案一起上报。结果,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确定采用这个路线方案。这样,先遣组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

立下“六不”规矩

1月19日上午9时,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抵达深圳,省市负责人见过面后,为了不影响老人家休息就都走了,只剩下陈开枝搞秘书长工作的,不能离开。没想到小平同志进屋换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对陈开枝说:“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这句话一下子就让他感受到了老人家牵挂特区命运的迫切心情,也印证了他一开始的判断——小平同志不是来“休息”的。老人家说:“你不知道,我坐不住啊!”88岁的老人为什么坐不住?就是因为他听到关于特区的各种流言太多了,到底怎么回事,只有快点出去看个究竟。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参观

19日下午浏览市容,深圳变化很大,小平同志越看越高兴。回到宾馆,老人家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陈开枝知道,这是在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这句话让陈开枝感到震撼,回去他就跟工作人员说,明天出去要带上录音机,如果要处分就处分我!因为邓小平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就这样,陈开枝陪伴邓小平视察南方11天,在广东的见闻催生了日后有名的南方谈话。

“讲话”最初一度不准报道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讲话和活动,深圳市委曾请示作正面报道,被邓小平以“不破这个例”驳回。当时,《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陈锡添是唯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也被告知:“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深圳罗湖商业区一角(1992年12月摄)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发表了上述措辞严厉的重要讲话,10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此时,关于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否报道,陈锡添去请示深圳市委宣传部,他被告知“暂时不报道”。但《深圳特区报》的同事全都按捺不住,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就这样,《深圳特区报》在以后14天里发表8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终于得到部分公开。

20多年过去了,陈锡添曾坦言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来源:《四川党的建设》

编辑整理:胡洁贞

校审:姜媛媛 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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