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基
原宝安县南岭村村支书张伟基至今还记得，40多年前的一天，他干完农活回到家后发现，村里人去楼空，就连自己的老婆都扔下孩子不知去向。他慌张地开着拖拉机，追上了在逃港路上的妻子。妻子的哭诉让张伟基明白，逼走乡亲们的是那望不到头的贫困生活。
回到40年前，南岭村曾是老宝安县最穷的地方之一，贫穷落后诱使着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游过冰冷的深圳河。“怎样才能让村民摆脱穷日子？”当时张伟基焦虑得每晚失眠。正在他发愁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宝安县，南岭村开启了嬗变的大幕。
逼走乡亲的是贫困
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全村集体固定资产不足7000元，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生产靠贷款、粮食靠返销、生活靠救济，房屋破旧不堪、道路崎岖不平、到处是鸡毛鸭粪，南岭村因此被称为“鸭屎围”。
1978年，不只是南岭村，整个宝安县都涌起了一股逃港潮。南岭村的一次逃港事件曾经震惊高层：全村有200多人约定集体逃港，几乎占当时村民总数的三分之一，有些村民逃到香港就再也没回来。“有个村民跑到香港以后就讲，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把它吹回南岭村来。在南岭村就是死路一条，没有生路，只有死路。”
后来，张伟基把当时的南岭村比成“旱得马上要着火的稻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及时雨”，经济特区政策就是“催生婆”。有了及时雨，怎样保苗、如何丰收是他一直在盘算的题目。
1978年年底，“养三只鸭就是资本主义”的教条理念，终于在宝安县被打破。当时，张伟基曾经“为民请愿”，在柿子成熟季节，带着两个村干部跑到公社反映，“一斤柿子在自由市场能卖一块多钱，供销社统一收购才卖九分钱，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我情愿走‘资本主义’道路。”
“后来，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我足足批斗了一年，为了群众过好的日子，怎么批我都不怕。”回忆过往的艰辛岁月，张伟基没有抱怨，眼里依旧充满热忱。
抓住改写命运的机会
1979年初，张伟基大胆地在南岭第一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口、劳力情况把田地分到各个家庭。山村很快出现家家户户养猪、养鸡、种果、养鱼遍地开花的新局面，粮食产量也从原来亩产四五百斤增至六七百斤，村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在这历史性的转折一刻，南岭村人看到了改写命运的机会。当时，紧紧抓住“外引内联”的政策机遇，张伟基瞅准机会很快引进了深圳最早的一批内联企业——南和电子厂和华南电子厂，解决了村里不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村很穷，为了招商引资，村干部天天守在宝安县外贸公司所在的新安酒店，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就是为了能等到香港商人过来，请他们到村里来考察环境、来投资办厂。” 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南岭村在张伟基的带领下凭借敢闯敢拼的一股气大力发展经济。
到了1987年，南岭村人均年收入达到5000元，是改革开放前的50倍，村民家家盖了新房、用上新家电，南岭村富起来了。南岭村快速发展起来后，当年逃到香港的南岭村民，也逐渐返回南岭村结婚、建房和定居。
（记者 巫殷昕 邸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