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一系列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谈话。时隔多年，我们不禁要问，小平同志的讲话为何不选择在北京？其背后又隐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92年，邓小平南巡
“要不要改革开放”促成了邓小平南行
当时，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他决定再一次南行，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1991年，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月，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了题为《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评论员文章，被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当时经济特区被这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同年10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进行了10多年的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其间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同志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他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先遣组花7天时间安排和检查预定路线
1992年元旦那天，时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正在南海检查工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陈开枝急忙赶回省委机要室，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绝密电报：中共广东省委，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讨论工作安排时，大家认为老人家是来休息的，主张按休息的思路安排接待，但陈开枝不这么认为。凭着他的政治敏感，他认为老人家此番前来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陈开枝觉得，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他们身边发生。
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仙湖植物园参观
1月3日，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广州，告诉广东省委的还是：“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他们提出，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小平同志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不能过于劳累。他们提出的视察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让老人家在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分别视察就可以了。因过去工作的关系，陈开枝与这三位同志都很熟。于是向他们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很大。
最后，先遣组将陈开枝提出的视察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他方案一起上报。结果，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确定采用这个路线方案。这样，先遣组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
立下“六不”规矩
1月19日上午9时，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抵达深圳，省市负责人见过面后，为了不影响老人家休息就都走了，只剩下陈开枝搞秘书长工作的，不能离开。没想到小平同志进屋换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对陈开枝说：“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这句话一下子就让他感受到了老人家牵挂特区命运的迫切心情，也印证了他一开始的判断——小平同志不是来“休息”的。老人家说：“你不知道，我坐不住啊！”88岁的老人为什么坐不住？就是因为他听到关于特区的各种流言太多了，到底怎么回事，只有快点出去看个究竟。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参观
19日下午浏览市容，深圳变化很大，小平同志越看越高兴。回到宾馆，老人家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陈开枝知道，这是在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这句话让陈开枝感到震撼，回去他就跟工作人员说，明天出去要带上录音机，如果要处分就处分我！因为邓小平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就这样，陈开枝陪伴邓小平视察南方11天，在广东的见闻催生了日后有名的南方谈话。
“讲话”最初一度不准报道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讲话和活动，深圳市委曾请示作正面报道，被邓小平以“不破这个例”驳回。当时，《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陈锡添是唯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也被告知：“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深圳罗湖商业区一角（1992年12月摄）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发表了上述措辞严厉的重要讲话，10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此时，关于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否报道，陈锡添去请示深圳市委宣传部，他被告知“暂时不报道”。但《深圳特区报》的同事全都按捺不住，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就这样，《深圳特区报》在以后14天里发表8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终于得到部分公开。
20多年过去了，陈锡添曾坦言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来源：《四川党的建设》
编辑整理：胡洁贞
校审：姜媛媛 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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