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本身也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

12月22日，饱受铊中毒后遗症摧残的朱令在北京逝世。从确诊的1995年到现在的2023年，已经过了将近30年的时间。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这个节点去往回看，有三个关键词能帮助我们梳理这一过程。

第一个关键词：疑点。

到底是谁投的毒？被怀疑最多的是其室友孙某。

首先，孙某有投毒的动机，两人同属于清华大学的民乐队，据朱令父母回忆，他们两个有过小的摩擦；其次，孙某具备投毒的时间和条件，她是在学校中朱令接触最密切的人；还有就是朱令的父亲吴承之曾在朱令二次紧急住院后，接到过她同宿舍的女生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们几个一块将朱令剩下的面包吃了”。当时那个时间是95年的3月份，随后的4、5月份，朱令的随身物品就被盗了，吴承之有合理的怀疑是在销毁证据。当时清华派出所的公安也对朱令的母亲朱明新说过，“可以大胆怀疑”。

1997年，孙某被公安局带走讯问，但是在次年又宣布对她解除嫌疑。除了孙某这条线，清华大学本身的管理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孙某后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做了一个实验，让其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哥哥自己去实验室里，把剧毒物品拿出来并全程拍摄了视频，没有人拦着。到底是谁投的毒？凶手到底是一个，还是几个？这些问题，直到朱令的去世也没有答案。

第二个关键词：追问。

最终能够确诊是铊中毒，并在进入协和医院的第五十天把铊完全排出，其中一个人的推动至关重要，这个人就是朱令的初高中同学、当时在北京大学力学系就读的贝志诚。他于1995年4月来到协和医院，看望朱令和她的父母。看到曾经那么活泼开朗，像“人精”似的朱令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这一幕他受不了。贝志诚询问朱令的父母，“我能不能通过互联网来帮助你们？”当时那个时代，互联网刚刚引入中国，只有几个地方能上网。贝志诚就和他的同学通过电子邮件把朱令的相关的病情发往国外，希望求得国外专家的帮助。当时他们收到1635封邮件，其中有211封都表示是铊中毒，但当他们把邮件里的诊断结果拿到协和医院，很大一部分医生都是非常傲慢的，一些主要的医生都拒绝听取意见，所以他们迫不得已去社会上找了更权威的部门来鉴定，最终才确认了是铊中毒。在家属的苦苦哀求下，协和医院最终才同意用普鲁士蓝直接排毒。

最后，当铊全部从体内排出的时候，已经朱令在协和医院的第五十天了。由于错过了最佳的排毒时期，最后留下了不可逆的后遗症。2000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以“协和医院的不作为导致朱令的病情诊断延误”，判处医院赔偿其家属10万块，可以说朱令最后能延续下来生的希望，就是因为贝志诚等人在这个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追问和推动。

第三个关键词：记忆。

1994年的11月24日，这是朱令21岁的生日。她那天向父亲吴承之说“我身体不舒服”，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30年的时间。这30年来为什么我们能一直关注这个案件、记住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很多媒体在关键的时刻都进行了报道：

2007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这个栏目出版了30分钟的一个纪录片《朱令的12年》，详细介绍了朱令从入院诊疗、确诊到确认投毒的过程；2013年，借助于“复旦大学寝室投毒案”，三联生活周刊发布了朱令案的封面报道，带我们又回顾和关注了这一案件；2023年11月24日，这时候朱令已经正式50岁了，凤凰周刊拍了一个短片《朱令，人生50》，这时候朱令的状态其实已经不适合在镜头前展现了，所以出镜的更多的是他的父亲吴承之。80多岁的老爷子坐在椅子上对记者说，“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放下了，我们心里已经有了我们想要的答案。”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

50岁，朱令与世长辞。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每一个纪念日，肯定还有很多文章、视频来帮助我们记忆这件事。能记忆本身也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的过程，这种关注能帮助我们度过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刻，将朱令案导向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评论员：靳家兴

编辑：梁煖

校审：叶青